今年以来，频频发生的有毒蔬菜事件，将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在食品源的监管问题上。食品源安全的重要性，虽然在社会上早已达成共识，但在实践中，有关监管却屡屡遭遇难题。
以蔬菜生产为例，蔬菜基地的监管较容易实现，但目前国内仍以“散户”生产为主，这就成了监管的瓶颈。对此困境，尚无人能给出具体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10.2吨有毒白菜，经查获后，在5分钟内全部被销毁。
近日，发生在辽宁省沈阳市的“有毒白菜”事件，再一次敲响了食品安全的警钟，也将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在食品源的监管问题上。
一份食品，从田野走向餐桌，按我国现有的规定，要经历农业、质检、工商、卫生、进出口、药监等六部门的监管，但缘何还屡有问题蔬菜事件发生？
“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靠监管出来的，更不是靠检测出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说，“生产者即农户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从源头抓起，确保食品的安全，早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但在实践当中，对食品源的监管却困难重重。以蔬菜为例，《法治周末》记者在北京走访发现，在进入市场流通之前，确保蔬菜无农药残留的检测就遭遇散户监管难题。
但“板子”不能全部打在散户的身上，有些蔬菜生产基地尽管受到监管，却仍然问题频频。面对这样的监管漏洞，出路在哪里？到底该如何才能有效监管到食品源？什么时候才能杜绝毒菜事件？
安全产品基地曾被摘牌
“散户”成为监管最大难题
北京市顺义区某蔬菜生产基地检测室的小刘从事“蔬菜安检”工作四五年了，每天早晨7时30分，小刘和助手就要抽检芹菜、小白菜、西红柿等20多种蔬菜。
小刘介绍，检测主要采用酶抑制率方法。对蔬菜抽选结束后，在检测室使用蔬菜农药残毒快速检测仪进行检测，主要检测蔬菜里是否含有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
整个检测过程模仿人体对农药的反应，通过加入专用酶、底物、显色剂及提取试剂的过程，得出酶抑制率的数值。
如果蔬菜的农药残留标准达到酶抑制率70%以下，就说明蔬菜农残标准合格；如果达到酶抑制率70%以上，检测员们至少会再做两次以上的重复检查，经过检查依然超标，他们就会将超标蔬菜实行销毁处理，以确保上市蔬菜的安全。
小刘说，近年来社会各界都在关注食品安全，他们作为第一线的工作者更为重视。2004年，北京市首批“安全食用农产品基地”小汤山、大运河、谷丰行等因被检测出不合格蔬菜而被“摘牌”，前车之鉴更让他们加强了对蔬菜的安检工作。
蔬菜生产基地的安全保证易行，然而分散的农户却难于管理。
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某村，一大清早，50多岁的王桂芳(化名)就到自家承包的蔬菜大棚地给西芹除草。
来自河南省信阳市的王桂芳到北京已经20多年了，包地，种菜，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从开始落脚的海淀区四季青镇，辗转到现在的顺义区李桥镇。谈到这些年来种菜卖菜有什么变化，她说，“管得严了，以前的很多农药现在在商店里根本买不到了”。
王桂芳熟练地在西芹地里拔着杂草，“这片西芹刚长出来的时候有细菌，大片大片地烂叶，打了药就好了。”《法治周末》记者问她打的是什么农药，她想了半天，“好像是进口农药，具体是什么也忘了。”
对于农药标准、安全检测的注意事项，王桂芳说，种了这么多年菜，凭经验不会有什么问题。问及顺义区农委对他们的农产品是否有安全检测时，她表示，农委对基地监管比较多，而他们是小规模经营，有时候就直接拿到市场上卖了。
“让中国的2亿多农户遵守农产品的安全标准，在目前这种分散经营的状况下是办不到的。”对此，陈君石说，目前，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或者由一个中间机构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事规模化、规范化生产，在一些地方有试点，但在全国推广还有待时日。
今年6月12日，中国卫生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与卫生监督局局长苏志在出席“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食品安全合作”论坛时也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分散的种植和养殖是影响我们食品安全统一监管的制约因素；另外，中国目前有40多万家食品加工企业，90%是中小企业，还有很多是个体作坊，这给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带来巨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