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后，厂商一般都不敢故意隐瞒，而是“自愿”配合召回“问题产品”，并立即在政府监管部门——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网站上及时公布，以便通过媒体和网络渠道尽快通知广大消费者。因为如果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时再补救不仅会被处以巨额的惩罚性赔偿，还可能会面临旷日持久的消费者集体诉讼，所以与事前主动召回相比得不偿失。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教训相当深刻。1981年，美国一位父亲驾驶福特公司生产的Pinto汽车，途中汽车爆炸，导致车上小孩严重烧伤。经法院调查，福特汽车公司早已知悉该汽车有瑕疵。福特公司根据计算，认为召回这款汽车加以修复的成本为1亿美元，而车着火致人死亡只需赔偿20万美元，因而决定不召回。法院认为:被告福特公司基于成本效益分析，严重蔑视被害人的价值，遂判决福特公司支付给受害人惩罚性赔偿1.25亿美元。
多头监管防独权
与企业相比，国外的监督部门很难理解“会不会破坏稳定”或“有没有权限召回”的顾虑。
目前，美国负责监管产品安全的主要机构有6个之多——美国市面上流通的产品基本都在这些机构的监管范围内，除政府机构外，民间团体也是产品安全监管的重要力量。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消费者联盟”、“公众利益科学中心”，一旦产品质量稍有问题，这些民间团体和媒体就会对监管机构口诛笔伐，监管机构也不得不一一认真应对。因此，美国监管机构在监管产品质量安全的同时，自身也处于时时被监督的地位，如此也就不会出现监管部门帮着企业隐瞒的情况了。
“体制外”的批评，尽管听来有点吹毛求疵或者危言耸听，但从另一个方面而言，这样的“挑毛病”，对产品安全实际是一种督促和提醒。监管机构与媒体、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辩论”，等于是向广大消费者普及了产品安全和有关法律知识，并通过多方参与促进产品安全监管机制的完善，逐步形成整个产品安全体系各个利益方的良性互动。
总而言之，完善的召回制度反映出非常合理的一面。首先，该制度的前提是预见生产厂家会犯错，犯错时并不立刻给予行政处罚，而是给厂家自我纠正的机会。同时，政府部门也在监督着整改过程，一旦厂家的整改措施不到位，则立即下达指令甚至给予行政处罚。对于厂家而言，及时整改的成本通常大大低于隐瞒真相而后被曝光的损失，因此也乐于公布信息;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让厂家先行整改则节省了行政成本;对于消费者而言，由于信息透明，因此不需要时刻担心自己是否不知情。
这种力求“三赢”的制度，或许值得我们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