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中国却几乎毫无例外地将“农工商一体化”（或“农工商综合经营”）称之为“农业产业化”。笔者认为，这是对“农工商一体化”的完全不恰当的更名。根据笔者的追踪，“农业产业化”这一概念，是中国某地在总结农业和农村发展经验时，作为一种新的农业发展战略而提出来的，其内容包括组织引导农民，围绕主导产业和产品，实行专业化生产，组建“市场牵龙头（即龙头企业）、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种养加、产供销、内外贸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系。1993年7月某全国性报纸刊登了该地农口负责人题为《产业化是发展市场农业的重大战略》的文章——这意味着在中国将“农工商一体化”正式称之为“农业产业化”的开端。从此“农业产业化”这一概念就逐步在中国获得了全面、普遍的采用，而“农工商一体化”或“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提法，除了极个别研究人员在其作品中采用外，几乎难觅踪影。然而，将其称之为“农业产业化”，从本质上来看，并不是理论上或概念上的创新，而是由于对“农工商一体化”的本质和内含缺乏深入而准确的认识而给出的不恰当的概念。其根本的理由在于：农业本来就是国民经济中的第一产业，而工业、商业则分别属于第二和第三产业，从而三者的结合绝对不意味着“将本来不是产业的农业化为产业”。
此外，还有一些人将“农工商一体化”改称为“农业一体化”，即省略了“工商”二字，这显然也是不能成立的。其要害在于，单纯的“农业”本身是谈不上是否“一体化”问题的，而“农业”究竟同谁搞“一体化”是不应模糊化的，因此这种省略也是完全不恰当的，应当认真加以纠正。
三、农工商一体化的基本组织形式
农工商一体化的典型基本组织形式有二，一是农工商合同制一体化，二是农工商垂直一体化。
农工商合同制一体化是指实行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农产品生产者与农产品加工者、农产品销售者三者之间，通过签订合同，使农工商三业得以进行紧密合作，以便增进并合理分享收益。
农工商合同制一体化中的合同，具有三种具体形式，即市场型合同、生产管理型合同及原料提供型合同。市场型合同是以价格规定作为合同的主要内容，即对未来一定时段内交割的商品的数量、质量、价格作出约定，各方共同遵守。生产管理型合同即农产品生产者与农产品加工商、销售商通过合同规定农产品数量、质量、价格的一体化类型。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农产品加工销售商能够严格控制农产品质量，特别适用于现代化的种子生产与营销。原料提供型合同，规定农产品加工销售商通过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一部分原料、辅助材料等，作为交换而获得特定质量的农产品，最后双方都从较丰厚的销售收入中获益。
农工商合同制一体化的基本优点是保持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三大方面的原有组织的“建制”，通过签订合同而进行经济协作，从而可获取合作之利而避免组织重建往往会碰到的某些“组织风险”。
农工商垂直一体化是把农业生产本身、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等环节纳入同一经济实体之内，形成农工商综合体。实行农工商垂直一体化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诸如可减少经营的不确定性，可降低交易费用、降低产品成本、增强竞争力等。就原料的及时供应而言，以及根据市场状况而改变农产品的数量、质量而言，都具有明显的优势。然而其最大的劣势是整个企业要共同承担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风险，从而在客观上限制了此种形式的发展。
在现实生活中，以上两种形式是同时并存而且有所交叉的，往往难以严格地、绝对地加以彻底区分。
四、现阶段中国农村的农工商一体化
在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工商一体化成为农业经济的热点之一。目前，其主要形式有以下几种：
“龙头”企业主导型。即“企业＋农户型”。这种类型的农工商一体化活动，最主要的优势是整体性强、连贯性强、交易环节单一、经济效益高。其存在的不足则是，一旦“大权独揽”的“龙头”企业受种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不同程度的“运转不灵”问题时，其不利影响的波及面会较大。对此，相关的政府部门不得不经常予以密切关注。
专业合作组织主导型。即“专业合作社＋农户”型。这种类型的农工商一体化组织最主要的特点是松散性较强，一体化的效应较弱，不过当发生运转不灵的问题时，其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比较小，进行纠正和弥补也比较容易。
中介组织主导型。即“中介组织＋农户”型。这种类型的农工商一体化组织，其优缺点与上述“专业合作主导型”组织相类似。不过，它的专业性强，具有明显的“专业性优势”——诸如品种优化、生产技术优化。等等，从而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
专业市场主导型。即“专业市场＋农户”型。由专业市场带动附近农民实行专业化生产，并相应地进行专业化加工和销售，从而形成松散型的农工商一体化运作。
以上四种形式，各有其适应的条件和作用，在中国正在因地制宜地发展着。
结束语
本文所阐述的道理，其最直白的含义是：单一发展农业，必定持续地被农业的产业特点所困锁而几乎完全难以突破，而实行农工商一体化则是通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尽可能实现人力、地力、财力的相对优化，并使人民走上富裕之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农业的先天性困境就不存在了，而是有所缓解。既然如此，何乐而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