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量并不高多少，说是不打药，但还是要在秧苗秧龄期打一次药。”胡姓农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转基因水稻稻种只能抗螟虫，不能抗其他的虫子。螟虫吃谷心、谷苞，稻飞虱吃稻秆。“现在稻飞虱比螟虫狠，从底下往上吃，要分箱来打，一格子一格子的，像给非典病人隔离似的。”2007年、2008年，江夏区有很多村子一大片一大片的田，都被稻飞虱吃掉了，颗粒无收。
董克江也一直很纳闷，现在的虫子怎么比以前厉害那么多。“以前虫子比较容易死，原来早稻不需要打药，晚稻打一两次就可以了，现在早稻打两次，晚稻打五次，都很难把虫杀死。”同时，他也担心，即使是施用农药，螟虫还是螟虫，稻飞虱还是稻飞虱，“这种高科技的种子会不会让虫子更不怕药，变成我们不认识的东西。”在他朴素的思想里，这么多年，随着科技的发展，种子在发展，虫子也在发展。
董克江的担心不无道理。其实他担心的情况，已经在中国的转基因棉花种植过程中出现。2009年，江苏“棉花之乡”盐城大丰市在种植转基因抗虫棉8年之后，抗棉铃虫的基因虽还在发挥作用，但原本危害次于棉铃虫的“盲蝽蟓、烟粉虱、红蜘蛛、蚜虫”等刺吸式小害虫却集中大爆发，用药量不减反增。
而据英国科学与社会研究所(ISIS)2010年1月18日的报告称，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使美国农业农药施用量从1996年到2008年增加了3.83亿磅。2006年以来，已商业化的三大主要转基因作物玉米、大豆和棉花的农药需用量都持续上升、且已大大超过天然作物的农药需用量。报告转述相关科研人员的判断说：转基因作物种植初期，确实能抵御虫害和杂草之害；但自然规律的力量比人类人为的力量更大，时间长了、生态平衡使害虫害草发生了“抗体”适应性而获得更强生命力，结果，导致作物对农药需用量的持续增加、甚至更多。
“这是犯一个错误，再用技术弥补一个错误。”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
在美国，按照政府颁布的法规规定，种植Bt转基因玉米，必须同时间套种非Bt转基因玉米、且数量不得小于整个玉米种植面积的20%。该非BT转基因玉米种植称为“refuge for insects”(直译：害虫避难所)，其目的是让不吃Bt转基因玉米的害虫有些吃的机会、以免产生新一代可以吞噬Bt转基因玉米的新害虫。
其实，中国农民最想要的，就是一亩田能多收成一些大米。唐涂村的胡姓农民种了三年的转基因大米，他向记者证实，其实转基因大米并不多么高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转基因技术能够直接提高产量，一般只是通过抗虫、抗病间接增产。
“在试验田和在老百姓田里有很大差别，单产很难实现。”蒋高明则说。他认为，中国的优势是农民多，可以精耕细作。转基因的好处是规模化生产，人干的活(除草，防虫)让作物自己干，但这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下降和健康风险。”
蒋高明解释，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包括“水、土、肥、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良)”等8个方面。转基因仅在“种”一方面上做文章，“转基因不是提高粮食产量的必要武器，它是最高端的、像核武器一样的威慑力量，提高粮食产量我们应该有常规武器。”蒋高明认为。
“转基因只是个技术手段，是现有品种的补充，可以寻求多种技术手段和途径来达到增产的目的，比如生态农业、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植物遗传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湖北曾铲除上万亩转基因水稻
转基因水稻在湖北等地，早在2004年就曾因非法种植而备受关注。
2004年，绿色和平组织曾在湖北展开了对转基因水稻种植的四次调查，并于2005年4月13日发布了《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调查报告。该报告认为，转基因种植在湖北等地的种植已经非常广泛。该组织同时将调查报告送往农业部。
2005年4月14日，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公布了《关于“转基因水稻污染我国大米”的书面答复材料》，对绿色和平的检测结果“无法认同”，关于报告中所提转基因水稻的种植面积、允许范围、是否违规等问题，农业部将依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湖北农业厅对此事的执法检查结果进行判断和处理。
2005年8月11日，湖北省政府委托省农业厅就“转基因水稻事件”首次发表申明，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武汉禾盛种衣剂有限责任公司和华中农大新技术研发公司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实验过程中，“擅自扩大制种”，并责成有关单位对其进行处罚。
湖北省农业厅随即对已种植的上万亩转基因水稻进行铲除，并对农民进行每亩约四五百块钱的补助。
随后，农业部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加强转基因安全监管工作。
上述三个企业中，华中农大新技术研发公司是华中农业大学下属企业，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则于2001年2月成立，由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出任首席执行官。资料显示，该公司曾公开招引“转基因抗病、虫水稻及品质改良”专案的投资，投资额为1 亿元。2005年，该公司注销。
但是，一直以来，因为抗虫的转基因水稻种子具有省事(少打农药)、增产等的功能，其商业化却从未在民间消失，私底下一直在售卖并进行种植。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转基因专家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不只是湖北、湖南，在福建和江西都有转基因水稻的规模种植。”
作为唯一一家获得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单位，华中农业大学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也被认为是转基因水稻种子流出的源头。但是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进一步调查，市场上有更多不同品种名称和包装的转基因水稻种子都在销售，而且涉及多家种业公司，显示可能有更多的公司参与到转基因水稻种子的生产和销售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