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几种升值路径之外，也有建议称，通过国内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和“适度”通胀代替汇率改革，达到实际汇率升值的目的。
张斌认为，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资产价格泡沫风险。通胀和负的真实利率预期会刺激居民和企业减少货币需求，增加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需求。
如果升值尚有藏富于民之意，此法无异于与民争富，因为此法负面影响是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价格上涨。哈继铭说，如果房价上涨，至少还可以租，但如果是食品价格上涨，这对低收入者的打击最大，将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做实一篮子货币
人民币汇改可渐进式调整，做实盯住一篮子货币，根据贸易量来确定一篮子货币的币种
综观上述几种路径的利弊，在2010年的国内及国际经济大背景下，人民币汇率改革较为现实和可行的路径是什么呢？
上述接近央行的权威人士认为，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确面临很大余地，比较可行的仍是渐进式调整。
范剑平认为，随着中国和世界经济逐步恢复正常，现行的人民币对美元很小幅度的变化，应该是至少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机制，“这样的条件越来越成熟。”
“第一步可以先把汇率日浮动区间恢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范剑平建议，未来如果确实有升值压力，可能会是持续渐进升值的过程。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波动幅度为央行公布的中间价的上下0.5%。
上述接近央行的权威人士还提出，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日浮动幅度。欧洲国家曾将欧元汇率波动调整到上下3%的区间内，“并不是说中国可以完全效仿欧元，进行如此大幅度的调整，但这种方式可以作为参照。”
哈佛大学教授、原IMF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建议，中国可以学习加拿大，允许汇率在长期内的大幅度变化，但对每日的超常浮动进行干预。这样，如果汇率确实有压力，可以允许长期内升值。他特别提到，中国长期持有美国国债的前景不会好，面对下一次金融危机，若汇率机制不够灵活，将是一场灾难。
哈继铭、沈明高等也赞成渐进、小步升值的路径，而且升值初期可以有一定幅度的一次性调整，例如2005年7月汇改时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2.1%，“可以作为一个参照”。
那么，再次渐进小步升值，是回到2005年7月汇改之后的老路上去吗？
2005年7月汇改后，人民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不过，当时的一篮子货币中，美元的份额较大。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应该有“新思维”，更好的选择是将参考一篮子货币“由虚做实”。
哈继铭认为，与相对于美元升值相比，可以考虑更多参考一篮子货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教授也积极呼吁人民币汇率“去美元化”，理由是参照目前中国的贸易篮子，欧盟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据此，一篮子货币中欧元的比重会超过美元。此外，危机之后，中国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增速也很快，在中国贸易总量中占比明显上升，达到50%多。所以，“更有必要以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作为一篮子货币的参考”。
如果按照各经济体与中国的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精确划定各货币比重。丁志杰建议，货币篮子应该包括欧盟(欧元与英镑)、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巴西、俄罗斯、泰国、加拿大、越南、菲律宾、南非和新西兰等经济体的18种货币。
根据他测算，欧元将占17.91%，美元占14.68%，其他货币占56.15%，以中国周边经济体的货币为主，“这对于稳定贸易是非常重要的”。
上述接近央行的权威人士认为，确定篮子中各种货币所占的比重，还要综合考虑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是贸易结算中货币所占比例，目前中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结算中，美元比重大约为70%，剩下30%的贸易活动用欧元、英镑等货币进行结算。第二，在中国价值4000多亿美元的外债中，美元也占主要地位，“借钱还钱”也要求适当保存一定数量的美元。当然，根据市场的变化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货币篮子的调整是较大的变化。不过，范剑平认为，要形成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篮子随时根据贸易结构、各国货币在储备货币中的比重调整，这也是有可能的。
对于货币篮子中的货币种类和比例是否应该公开透明，有不同看法。有意见赞成盯住透明的货币篮子，这样每天汇率的变动都能看清楚，否则别的国家不相信，就会猜测汇率走势，带来单向预期和投机。
不过，也有人担心，透明的货币篮子容易被市场中的国际流动资本利用。为此，陆挺和黄益平都更赞成中国借鉴新加坡的汇率形成机制，即货币篮子和各种币种比例保密，而且随着情况变化调整比例。然后确定人民币相对一篮子货币波动的中心汇率(central rate)，每日可围绕人民币的名义有效汇率(NEER)波动。“好处是波动中有灵活性，有余地。”黄益平说。
本刊记者王长勇、李增新、刘志洁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