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表示，在中国经济追赶的大背景下，更需要灵活的汇率安排。中国早已在大宗商品增量上领跑全球，近年投资增量领跑全球，以这次危机为临界点，今后将长期在总需求增长上领跑全球。他解释说，总需求上升过快，国内经济就会过热，由于汇率维持不动，不能调节外需，只能调节内需。而在内需中，消费不能调，就只能调投资。
“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本质上是由市场决定的，应该用利率调整，但是，在汇率稳定的情况下，利率运用受到很大限制，能调但是不便利，结果就需要在产能过剩情况下，主要利用产业政策调节宏观失衡，客观上不利于解决宏观调控微观化、国进民退等深层问题。”卢锋认为，虽然汇率灵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如果汇率不动，很难理顺主要宏观变量关系。
汇改也可能给中国抑制房地产泡沫、通胀等现实问题以另一选择方式。今年以来，政府一再强调要抑制房地产泡沫。 在这个背景下，考虑汇率与非贸易品价格的关系有了很强的现实意义。不少学者认为，从防泡沫的角度出发，汇率需要作出一些调整。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信贷投放和货币供应量出现了历史性的高速增长，去年12月至今年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分别为1.9%、1.5%和2.7%，加之国际商品市场价格上扬，通胀变化引起货币当局的关注。
“如果商品价格上涨所驱动的通货膨胀出现，本币升值其实也是另一种解决之道。”野村证券董事总经理、亚洲(日本外)首席经济学家苏博文对本刊记者分析称，虽然汇率上涨可能令出口行业竞争力受损，但进口价格会变得更加低廉，降低了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
汇改也有助于改善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告诉本刊记者，汇改最主要的目的是促进中国服务业的发展。目前，低估的汇率对制造业是一种保护措施，对服务业的发展是一种歧视性的措施，如果适当调整汇率，服务业的发展会呈供求两旺的局面。
此外由于税收、资源供给措施有利于贸易品部门而不利于非贸易部门，中国非贸易品和贸易品的比价存在上扬压力，如果汇率不动，那么非贸易品的价格尤其是不动产价格将大幅上扬。
目前的汇率机制造成的结果是，产业结构扭曲，贸易品集中的工业比例过大，而非贸易品集中的服务业比例过小，资源配置偏向贸易品部门。
在黄益平看来，这正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重工业投资过度，不仅中国的资金投向这些领域，境外的资金也都想办法涌入。
目前，国内抑制产能过剩主要是靠货币当局及金融管理部门收紧信贷、发改委收紧投资项目审批。“实际上，光靠行政干预不行，根源还在于资本激励机制。”黄益平说。
金融危机使中国过于依赖外需的弊端暴露无遗。目前各界已经渐成共识：中国经济必须更多依赖内需，需要通过一些手段降低出口依赖，对内需有更大的支持力度。
“人民币升值也是实现这种转变的重要方式。”学者称，中国部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并不可持续，与其等待其自生自灭，不如用一些政策，比如资源价格的理顺、汇率水平的合理化，使其向要素价格更低的内陆地区转移。
2005年汇改以来，已经有一些企业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内陆地区边际消费率更高，内陆追赶沿海的发展模式会使得中国整体消费率得到提高，这对于降低对外需的依赖起到很大作用。
升值不仅是短期抵御通胀、应对国际压力之举，更重要的是会对中国长期可持续增长起到积极作用。也体现中国作为一个上升中的大国的责任。
不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提醒，不能否认汇率形成机制需要改革，但是也要反对夸大汇率的作用。不是什么都能靠汇率改革解决。如果认为只要汇改，就业、贸易战等问题都解决了，这是没有意义的。“主要还是消除汇率扭曲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