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重庆市君融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廖翠娟认为，这份裁定，意味着包括重庆结石宝宝在内的30万患儿，已“无法”从三鹿获得任何赔偿。
在三鹿事件中，结石患儿又一次成为受害者。
廖律师认为，在面对三鹿这个案例时，这一裁定面临法律伦理尴尬：工人制造出含三聚氰胺的奶粉，让30万宝宝受害。但按这一法条，无异于“制毒者”受到了保护，而受害的宝宝却无法受到保护。
该所律师杨菲甚至认为，对结石宝宝的赔偿，应划为共益债务为宜。
一种柔弱无力的呼声
三鹿破产都没了 国家能否赔偿我
三鹿通过破产逃脱了对全国30多万结石患儿的赔偿责任，邬启迪等家长希望能获得国家赔偿，但这种呼声柔弱无力。
昨天，记者采访了我国行政法学权威——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他称：“在现在没有具体法条可依的情况下，结石宝宝要获得国家赔偿，非常非常困难。”
在前不久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因需继续完善，其草案未提请此次常委会表决。姜明安说，草案中有他提出的修改建议：将国家赔偿应该承担的责任细分为连带担责、比例担责、补充担责。
他解释，连带担责是指过错双方或多方，都可承担赔偿责任，一方赔偿不足，由另外的担责方赔偿，若一方无力赔偿，则政府负责承担全部赔偿；比例担责则以各方过错比例来划分赔偿比例，政府按过错比例赔偿；而补充担责，则为主要过错方赔偿，政府补充其赔偿不足部分。
他指出，一些发达国家，也是采用这三种担责方式。他称，若该草案获得通过，面对三鹿等类似事件时，国家如何赔，将有具体的法条可依。
但姜明安指出，虽然此次《国家赔偿法》修法还没有通过，但结石宝宝们仍可起诉质监局索赔。其法律依据是：《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国家应作出赔偿。
姜明安说：“其它”两个字，意味着由法官自由裁量。而三鹿奶粉“免检”这一行为，是否被认定为违法，并判以国家判偿，可能性很小。
本版稿件由首席记者 聂超 实习生 石林采写
独报评论
三鹿创伤远未结束
三鹿终于“成功”破产，公司清算小组将提出注销登记的申请。换言之，用三聚氰胺致害30多万婴幼儿后，三鹿公司作为主要肇事企业，抛弃赔偿责任，很快将借助破产程序消失。这样的结果，继续了毒奶粉加害的荼毒，对患儿和家长都是二次伤害。
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结石宝宝的问题，是达成公正公平的最佳途径。但正像三鹿事件发展至今的脉络所显示的，司法诉讼的大门并不顺畅——事件暴发之初就被隐瞒；而在三鹿破产伊始，法院就拒绝赔偿立案；好不容易有了个好的开局：首起结石患儿索赔案开庭，庭上才获知三鹿破产清零了。
大批各级官员因三聚氰胺有毒奶粉事件受到查处，这在因果关系上支持了受害者进行国家赔偿诉讼的逻辑。可这种逻辑至今没有化为现实，拿专家的话来说：非常非常困难。医疗补偿近似于一种施舍，现在却成了应对结石宝宝的唯一方案，但它的效果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破产程序可以完结，但责任无法绕过去。三鹿虽以圆滑的方式退出，债却永远摆在那里。整个三鹿事件所积压的受害者利益，以及由此引发的郁结，社会最终是无力单独承担的。
三鹿一去不代表什么，受害者关心的是“找谁索赔去”，消除三鹿事件的创伤也许还远未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