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国严控酒桌社交成本
一位美国商人曾在中国媒体撰文说，对于想在中国开拓业务的外国公司来说，美欧公司不如日韩企业具有优势，“因为韩国和日本的生意习俗跟中国的饮酒标准有相似性：他们也喜欢把自己喝得晕头转向，以向中国同行表明他们的真诚和勇气。”
日本和中国一样，自古以来就把喝酒当作沟通感情、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即便是日本最普通的职员，每周也至少有一两次酒局。而且在日本，拒绝饭局邀请的风险更大，可能有被排挤、甚至丢饭碗的危险。但日本人在酒桌上绝不劝酒，大家心照不宣，自我控制，而且原则上都是自掏腰包。大多数日本员工的每月工资，都会预留固定比例作为应酬用款，高级管理层的比例更高。也许正因为如此，日本酒局虽多，却很少衍生出挥霍公款、腐败等问题。
在韩国，人们正试图抛弃喝酒陋习。韩国媒体去年说，该国一半以上的上班族，无论男女，“一喝酒就暴饮”，每年有20万亿韩元浪费在饮酒上。一位在韩国工作多年的中国人告诉记者，韩国人喝酒的习惯正在发生变化，以前他们喜欢晚上请人吃饭，吃饭时一般都喝“炸弹酒”，喝到很晚后还要再换地方喝啤酒。但现在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开始在中午请人吃饭，尤其是正式的商务宴请，一般只喝一点红酒或一杯啤酒。现在韩国一些公交车内的显著位置上还贴有“拒绝喝酒并不失礼”的公益广告。在朝鲜，2005年初曾刊发居民教养材料《根除侵蚀社会主义的“酒风”》，批评人情往来以送酒为美的现象以及不分场合时间动辄大摆酒宴的现象。2007年，朝鲜还出现过针对军队士兵的演讲材料《军队沉迷酒风则社会主义就会灭亡》，里面提到，前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就是饮酒成风，而军人泡在酒里就无法保卫社会主义，因此助长“酒风”是叛逆国家的行为。
西方国家对公务宴请中饮酒成本的控制非常严格。托比尔斯是英国在野党保守党的铁杆党员，常要参加英国政坛的各类酒会。他告诉记者，尽管英国人很爱喝，但想在公务场合“喝个够”的机会却几乎没有。如果是政府部门或政党组织的酒会，每位登记参加活动的人只能分到一杯酒，因为主办方对财政开支严格把关。托比尔斯还经常往返中英两地，他说，多数英国朋友在听了他对中国酒桌文化的介绍后，都为这种铺张浪费感到可惜。一些朋友认为，如果是个人行为就是道德问题，但要是政府行为就涉及法律了。不过托比尔斯常告诉他的朋友们：“想让中国人把五千年的酒文化一下子来个大改变，就像英国人把女王赶下台一样，不那么容易。”
在“啤酒之国”德国，布伦瑞克市的官员丹尼尔向记者介绍说，德国政府部门和企业有非常繁杂、严格的报销程序，首先要在请客前填写一份“请客计划”，详细列出宴请地点、菜品、酒品标准以及请客目的，经批准后才能实施；吃完饭要在发票上标明每道菜和酒的价格，还要汇报请客效果如何。丹尼尔说，德国公务宴请中酒的标准一般是每人一杯，不超过2欧元。如果违反规定，除了议会的专门委员会可以提出质疑，各联邦州的腐败案件处理中心还可协同联邦审计署专案小组对其进行调查。
中国该培养公私分明的酒文化
“酒桌社交在中国地位如此特殊，是因为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把公、私观念分得很清。”法国历史学教授伏维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西方人如果在办事过程中相互欣赏，也会相约吃饭，但吃饭只是办事后派生出的私人交往成果；而在中国，吃饭却是办事的工具，私交也可能成为办事的基础。另一位巴黎大学的教授则认为，中国的酒桌文化与中国人官本位及权威崇拜的思想有关，在劝酒、敬酒习俗的背后，可能是公权私有以及人身依附的问题。
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说，从黄帝造酒的传说开始，中国的历史就因为酒而变得形象、生动，曹操煮酒论英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都是历史美谈。事实上，古人饮酒时常辅之以做诗、猜谜的活动，民间饮酒则讲究敬神祭祀、长幼尊卑等法度习俗，相比之下，现代中国的一些酒桌习俗被异化了。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认为，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有自己独特的社交方式，西方是咖啡厅社交，而我们就习惯于酒桌。“但问题是，现在的饭店酒桌变成了办公室的延伸，成了规范之外的一种灰色地带，并在这里办了一些灰色的事。”周宁说：“中国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应该有将公私、国家集体个人分得很清楚的社交方式。而面对来自西方的批评，我们必须清醒，先辨是非，再分中西。从自身检讨，辨别哪些批评是故意的、是诋毁现存政治秩序的，哪些是对健康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廉政建设有意义的。”（驻外记者 纪双城 萨苏 莽九晨 赵汉臣 青木 姚蒙 陶短房 记者 王跃西 张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