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在介绍《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时表示，对于明星的代言行为，如果他是明知他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符合《刑法》规定，作为共犯处理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前提很重要。（5月26日 中国网）
这个“知情下的共犯处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此前《食品安全法》的新规：“明星如果代言虚假食品广告，可能因此赔得倾家荡产。”记得“倾家荡产”的连带责任，曾引起舆论激荡，现在“知情共犯”的处理，或许同样面临前者的尴尬。知情与否，是个主观问题，实际操作中，能否清晰地将当事人的“主观故意性”与司法实践精准接轨，还需要时间检验——有网民就跟帖认为，所谓的“共犯处理”，不过又是一条看起来很美，其实注定要被现实架空的法律白条而已。
只是，当我们义愤填膺地讨论，如何惩治虚假代言时，是否忽略了一个问题：之所以对明星的虚假代言深恶痛绝，是因为买了其代言的产品，却发现非伪即劣甚至有毒副作用。信任换来的是深深的伤害。所以大家出离愤怒，一腔怒火，全冲着他们那张全国人民都熟悉的脸奔去了。这股怒火，有时也会裹挟一些非理性的情绪化的东西，从而可能遮蔽了我们对幕后实际杀手的关注。
就拿代言三鹿奶粉的那群和蔼可亲，洋溢着慈善笑脸的明星妈妈们来说，即便我们知道事后她们的叫屈诉苦，甚至自称受害者，显得有些矫情，但毕竟她们不是结石的直接制造者，投放三聚氰胺的人才是最大的恶魔。可看到媒体上这些代言明星的脸，公众立马怒火中烧，特别是受害儿童的父母估计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
我们为何相信明星代言？有时是因为我们选无可选！当三鹿之后，面对超时货架上一排排各式的婴幼儿奶粉，年轻的妈妈们们却是满眼迷茫和恐惧。这时选奶粉简直就像是赌博，她可能会选明星代言的奶粉，这仅仅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她自己都不能保证此举是没有风险的。
在外国，名人代言只要保证自己是代言产品的实际使用者，言行一致就行了。而在国内，有时我们都能看出那些广告中的明星，只是在镜头前念两句厂商设计好的台词。几年前就见有规定：在药品、保健品广告中明星不能说“我用、我吃、我喝……”，否则就是违规。相关部门的良苦用心我们能体谅，但这似乎成了一个悖论。明星本应是产品直接受益人，否则代言就是表演，是欺骗消费者的虚假广告；但假如他们真是实际使用者，却又不能直接说出“我”的感受，照着书面疗效念台词，不又成了虚假表演吗？这也侧面证明，名人广告里，明星个人体验含金量实在有限，他们不过是一个活道具。
名人广告的初衷，只是利用所谓的名人效应，让消费者多一个自己特定的选择权而已。就比如超女比赛中，你可能是“凉粉”也可能是“玉米”，支持谁全凭个人爱好。但至少你所支持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当所有产品都是合格的，那么不论你选哪个品牌，至少都不会因质量伪劣而受伤。而我们选无可选时，才怀着投机心理选明星代言的产品，这其实折射出社会对企业伦理、商家信誉和产品质量的普遍焦虑。
假如社会风气不正，加三聚氰胺已成多年的业内潜规则，而质检等多部门还置若罔闻，公众就如小白鼠一样。商家精神上的三聚氰胺，比形形色色商品食品中的添加剂更毒。制假售假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这样的语境下，明星代言就真是赌博了。可见只有产品质量过硬，明星代言可以少点赌博心理。在一个权责明晰的健康的代言环境，明星只要是产品使用者，就不用怕赔得倾家荡产或成为共犯；消费者选购时不用赌博，反正哪个牌子都不会有“三聚氰胺”。 （作者：李晓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