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在甲型H1N1流感防治中，政府公共治理水平明显提高，中央政府协调地方政府间的能力得到提高，地方政府各级部门之间协调也得到加强。
8 学会用法律来处理危机
在应对甲型H1N1流感时，政府需要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包括实施隔离和医学观察。并且随着危机的深入，强制性措施会加大。中国在迈向法治政府的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得危机处理符合法律的逻辑。
因此，危机应对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需要采取强制性力量来处理紧急事件和公共安全事件，另一方面需要遵循法治的逻辑。
这两者的结合，就要求用法律来处理危机，使得危机处理法治化，这样既可以保证法律的尊严，也有利于危机的处理。与此同时，将危机处理法治化的过程，也是提前预防危机的过程。不过，与危机相比，法律往往滞后，因此，必须针对每一次危机，不断地完善法律，为下一次更好地处理危机提供法律基础。
自2003年非典危机以来，中国公共卫生应急事件的处理法治化得到了加强，比如，通过修改和制定一些法律，包括《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使得疫情监测、流行病调查和治疗实验等都有了法律依据。
据报道，在5月初，成都市疾控中心根据卫生部下发的《防治技术指南》和《诊疗方案》，已经对232名技术人员进行了全面培训，传染病医院也已经进行了4次演练。
当然，在用法律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挑战，例如，如何使新的传染病纳入传染病防治法，如何对交通工具实施传染病防治等，都是在全球化、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时代需要考虑的问题。
■ 结语
2003年经过非典之后，政府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和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且逐渐形成了与政治体制和传统相适应的一些做法和措施。在甲型H1N1流感的应对中，中国已经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并正在形成一些制度化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危机正在从一种非程序性决策走向程序性决策。
这意味着，危机正在从一种非常态走向常态，也意味着我们已经将危机和风险纳入政府管理。
在未来，中国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仍然有很多地方值得完善。比如，如何形成完善的事后评估机制，对于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进行全面评估，包括政治影响、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如何形成有效的成本分担机制，对于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如何在各级政府、组织和个人之间分担成本，使得成本和收益对等？如何进一步促进信息和决策在跨部门之间沟通和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