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本国农民。这种支持有政府研发计划项目，从印第安人手中夺取土地分发给来自欧洲的农场主，通过各种项目对农场主直接进行补贴，包括低息贷款和刺激农产品出口。我们应当注意到，美国、欧洲和日本在保护主义政策和各种各样直接支持产业发展项目的幌子下发展自己的产业经济。
如果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停止对农民和消费者的支持，其后果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穷人生活会更加困难。受世界银行委托撰写的一份独立报告这样写道：“在大多数正在改革的国家，当公共部门撤出时，私有部门无法填补公共部门的空缺。”比如，许多非洲国家政府在由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富国提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等的压力下停止了对农作物使用化肥的补贴。实际情况是非洲土壤大多很贫瘠，而进口化肥又非常昂贵，如果既不使用复合肥也不使用有机肥，农作物产量会很低。当政府不再资助农民购买化肥，也不采取其他救助措施时，农作物产量就会下降，此时更多的农民发现他们已无法生存，于是迁移到城市的贫民窟。当人们一无所有时，市场并不能自动调节。如果一定要这样做，那么这些穷人必死无疑。
去年非洲的一个国家——马拉维决定不受新自主义的影响，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政府重新开始对化肥和种子进行补贴。结果使用化肥的农民多了，产量提高了，国家的食物供应情况极大地改善了。事实上，他们还能向津巴布韦出口粮食。
另外一个问题是穷国的农民主要为了家庭消费，通常出售一小部分粮食，而资本主义国家农场主则掌控了整个市场，出售他们生产的大部分粮食。他们不断地扩大生产，甚至没有补偿地侵占小户农民的土地，由于实行了农业机械化生产，同样的一块地他们只雇用比以前少得多的人来耕种。在巴西，“大豆王”控制了一百万英亩土地的四分之一，大量使用拖拉机和收割机进行生产。在中国，一些腐败的官员不断地出卖“公共土地”给开发商，但并没有给农民提供应有的补偿，有时甚至没有补偿。
农民的严酷生存条件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自由市场思想的实施更是雪上加霜，这一切使得大量农民不断地背井离乡，居住在城市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工作。现在居住在城市贫民窟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无法再种植粮食来养活自己，现已沦为世界粮价的奴隶，任其摆布。
将农民赶出家园，使土地日益大规模集中的原因之一是跨国农业公司逐渐进入欠发达国家。这些跨国农业公司经营业务广泛，从卖种子、化肥、农药到对农业原材料产品进行加工再通过新的、大型超市出售或出口这些农产品，最终达到摧毁、控制小农经济的目的。帮助农民贮存种子的系统的解体和政府种子公司的解散为跨国种子公司摧垮小农经济铺平了道路。
大型跨国公司比如嘉吉（Cargill）和孟山都（Monsanto）现在已进入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出售种子、化肥、农药并对农业原材料产品进行加工。这一过程有助于大农场实现“规模经济”——播种面积越来越大。转基因种子的主要优势是有助于简化农业过程、实现集约化，有助于在一个实体（大农场主或公司）的管理下生产，从而完全消灭小农户。
大型连锁超市渗入欠发达国家的消极影响已经显现，正如《纽约时报》2004年一篇文章的标题《超市巨无霸压垮中美洲农户》显示的一样。大型超市更愿意与播种面积大的少数几个农场主做生意，而不愿意面对众多的小农户。
五、延长的危机正在加剧
粮价的上升引起农田价格的上升，特别是能用大型机械耕作的大块农田。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比如，一家以德克萨斯为基地的全球农业投资公司拥有和经营34000英亩巴西农田。这个农场一块大豆用地占地1600英亩——25平方英里！一家新西兰公司在乌拉圭购买了大约10万英亩土地，并且雇用经理在这块土地上建立、经营奶牛农场。
私人股份公司正在美国及美国以外购买农田。一家美国公司与巴西和日本的伙伴合作在巴西买了385平方英里——大约25万英亩土地！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南美的资本上，一家巴西投资基金带头购买了一家阿根廷大豆生产商的股权，这家大豆生产商在乌拉圭和阿根廷拥有近40万英亩土地。
粮价的上升也加速亚马逊流域森林被毁的步伐——1250平方英里（与罗得岛一样大）的森林在2007年的最后5个月里被砍伐殆尽——因为资本家农场主对土地非常贪婪。另外，大量的农田被用来搞开发——其中一些项目令人生疑，比如，用来建乡间别墅和为富人建高尔夫球场。
中国在2000年到2005年期间，平均每年损失260万英亩农田用来搞开发。国家正在加快研究并规定了要保证最低限度的可耕地面积——大约29亿英亩（12亿公顷）——这个数目可能还会继续下降。获得国外农业生产用地也是中国政府努力的方向之一，一家中国公司与菲律宾签订了一份租赁近250万英亩土地的协议，协议规定在这块土地上种植水稻、玉米和蔗糖——这件事在菲律宾引发了强烈抗议并要求临时停止这一计划。
六、结束世界性饥饿
结束世界性饥饿在理论上很简单。但是，把它落实到实践则要复杂得多。首先，达到健康和丰富的饮食标准作为基本的人权，需要清晰的界定。各国政府必须对它的人民承诺结束饥饿而且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履行承诺。许多国家此时拥有充足的食物可以以很高的营养水平养活它的人民。当然，这种情况在美国最明显，他们生产了很多食物。然而，没有哪一种犯罪能够更甚于此，在美国竟有那么多穷人忍饥挨饿，营养不良，不知道他们的下一顿饭在哪里（这种情况本身就造成心理伤害），以及什么时候才会真正有充足的食物。
委内瑞拉在所有贫困地区搭建施食房是种创新。当人们认为政府的确在尽力帮助自己时，他们就会被激发出积极性和自觉性，爆发出极大的热情去寻找解决自身问题的方法。比如，尽管在委内瑞拉施食房的食物由政府供应，但是为穷孩子、老人做饭食、事先的通知、食物分发都使用了大量的志愿者。另外，委内瑞拉开发了一个商店网络以很大的折扣价出售基本食品。
巴西2003年开始了一个旨在改善最穷的人的生存状况的项目。大约占巴西四分之一的人受到这个国家项目的直接补助，这是一个名为巴士拉·范美亚（Bosla Famiia）的反贫困家庭基金。在这个项目下，一个每天人均收入低于约2美元的家庭会得到每人每月53美元的补助。这个计划肯定会对人们的生活和营养产生积极影响。然而，这个制度没有产生与委内瑞拉计划同样的效果，后者促使人们为了自己和自己的社区而一起工作。
古巴允许居民免费使用城市花园种植蔬菜。这种措施应当大力提倡，因为它在为城市居民创造性地使用空间方面进行了创新。
农业必须成为第三世界最优先发展的部门之一。甚至世界银行也开始强调各国政府资助本国农业的重要性。恩戈基·奥康尔-艾威那（Ngozi OkonjoIweala）博士——世界银行的执行理事说，今天世界的政策制订者将注意力重点放在次货危机的灾难上和金融危机上，但是真正的危机是饥饿和营养不良，这才是真正的问题，需要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我们知道全世界穷人的75%生活在农村，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靠农业生活。农业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重要，因为它是人类与饥饿、营养不良作斗争，维持持续发展和减少贫困的最基础、最主要的工具。
很多国家过去大部分的注意力都被放到农产品的出口生产上。出口导向型农业会自然地产生这样的结果：为了适应国外市场的需求而生产高价值的奢侈农产品，而不是生产满足国内人口需要的低价值生活必需品。
因此在每一国境内，通过小农户在合作农场或自己的土地上运用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生产主要满足国内基本需求的食物是实现“粮食安全”目标的最好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可以使农民部分从世界市场的粮价波动中被隔离出来。当然，还需要禁止用生产粮食的土地去生产生物燃料。
别的方法还有，通过有意义的农业改革向农民提供土地。为了生产粮食，一开始对刚返乡的农民需要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另外，也需要建立社会支持系统，比如合作社和社区委员会来增进友谊，加强联系。另外政府应该宣传：返乡农民是真正的先进分子，他们是在建立一种新的食物制度来帮助自己的国家获得自给自足的食物，这些先锋队农民应该得到极大的尊重。
一个稳定的、安全的食物体系的建立需要建立起更加平等的社会关系。委内瑞拉在应对贫穷和饥饿问题上做出了很多工作，其总统查韦斯说过，的确，结束贫穷，结束苦难很重要，但最重要的事是壮大穷人以便他们能为自己的美好生活而奋斗。
安立仁：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少君：西安外国语大学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