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注意现在整个小麦价格创下了历史纪录，美国的小麦产品价格肯定还会再度走高，一块面包的小麦成本只占零售价的一小部分。当小麦价格翻一倍，一块面包的价格可能增加10％，可能从3美元涨到3.30美元。然而，增长一倍的玉米、小麦、大豆和水稻的价格对于将其作为主要的原材料商品来购买的第三世界的穷人来说的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由于配菜店和贫民施粥场规模扩大到了极限，美国穷人的苦难正在进一步加深。一般而言，美国穷人倾向于先付房租、暖气费、汽油费(为了开车上班)和电费。在预算中他们将食物开支留作少数几个可以灵活调整的项目之一。在我的家乡——佛蒙特州的中部，去年食物架(食物架是指来自当地慈善组织的食物资助，它往往直接通过杂货店分发给急需的人)全体用户已经增加了113％，有工作的穷人用户增加了180％![哈尔·科恩(Hal Cohen)以及中部佛蒙特社区行动理事会，我个人2008年2月20日采访]
美国的很多地方的人都开始感到了经济的衰退，向各类政府食品资助的项目要求救济的人开始增多。
但是，由于人们频繁地使用并不十分充足的政府基金项目，结果是可能会在月底前将食物用完，那时将导致对食物架和施粥场的需要激增。由于食品需求的增加，实际上食品捐赠却在减少——联邦捐赠大幅下跌(伴随着高价，农场的富余商品已经减少了，因此去年捐赠的食品是5800万美元，五年前这一数字则高达2.42亿美元)。
现在超市通过出售损坏或过期的商品来获利，而以前他们则将其捐赠给慈善机构。美国康耐尔大学一名研究食物援助项目的教授描绘了现在的情况：“新的危机开始形成……有关食物援助的要求正在迅速攀升而食物资源却在大幅减少，因为美元正在一路走软””(《华尔街时报》，2008年3月20日号)。
四、长期粮食危机
在第三世界国家，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他们离开农村是因为缺少土地。他们的土地常常被农业综合企业窃取或以极低的价格收购，此时，他们的生活受到威胁，最后被迫离开几代人曾耕种的土地。他们流向城市希望寻找好一些的生活，但是他们找到的是严酷的社会——伴有极高失业率和严重就业不足的贫民窟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试图尽量地做个小生意来勉强度日。他们中有约10亿人（占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生活在贫民窟里。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一个区的区长有如下描述：“我们的人口迅猛增长，然而经济却停滞不前或衰退。这生动地描绘了这个城市10—20年后的情景。”一名纽约人写的一篇关于拉各斯的长篇文章的结尾以极其悲观的情绪写道：“真正让人烦恼的事是在拉各斯的捡破烂者和小商贩的生活根本上已经与我们无关，因为他们在宏观经济边沿以外寻找生活，说得残酷一点，他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显得多余。”
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持续流动的主要因素，除了农民失去土地或者从土地上被驱赶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做为一个小农在农村生活的艰难。极其艰难的原因是由于这些国家已经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些政策主张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一些在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里工作的西方非政府组织人士推荐和宣扬的。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认为应该允许所谓的自由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据说，通过恰当地使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经济就会非常有效率地运行，并且具有极高的生产率。在市场经济秩序中，“自由”政府必须停止一切对经济运行进行的干预。
对于农业，政府应该停止对农民购买化肥的补贴，停止涉足食物的储存和运输领域，让农民和粮食业自由发展。他们还认为政府应当停止对穷人食物的补贴，让新型的自由市场去管理一切。2007年后半年在海地食物危机开始爆发时，这种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海地工商业部部长说：“我们不能干预市场和稳定价格，因为我们必须遵守自由市场规则。”（路透社，2007年12月9日）这种反应与大英帝国对爱尔兰土豆饥荒和19世纪末印度饥荒的反应如出一辙。这种思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内化为许多“独立”国家领导人的思维模式。
当然，这种意识形态在现实中是没有基础的，所谓的自由市场也并非最有效率。我们应当牢记，意识形态代表的理念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过去做过的和现在做的刚好相反。比如，美国政府过去一百多年里一致通过多种方式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