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加大对种粮农民的直接收入补贴和其他政策扶持。虽然我国已开始实施了对种粮农民的生产和收入补贴，但目前的补贴水平很低，每亩只有50---80元，难以保障种粮农民的收入和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今后，在继续加大现有补贴力度的同时，要研究制定针对粮食生产的税收、信贷扶持政策，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增加种粮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三)把粮食作为基础性公共产品
近几年，韩、德等各WTO成员国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农业政策调整的重点是转变支持方式，即减少对农业“黄箱”政策支持而大幅度提高“绿箱”政策投入，包括政府提供的涉及科研、病虫害控制、检测、技术推广和咨询、营销与促销、农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一般公共投资和服务，是把粮食作为基础性公共产品来对待的。基础性公共产品是为整个社会提供的，其受益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常常是社会效益高、经济效益低。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调节难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求。粮食是国民经济战略物资，是整个社会成员的必需商品，涉及到千家万户，具有“放大”效应，每户多买一点就会出现供应紧张，如果不正确引导就可能引发大的波动，带来连锁反应，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国两次出现通货膨胀都与粮食供求出现问题有关。必须充分认识粮食是基础性的公共产品，因此，国家扶持粮食生产，应像投资公路、水、电、文化教育事业一样，用公共财政大力投入。仅靠市场调节，粮食供需矛盾是难以解决的。
(四)注重科技进步和规模经营
与其他种植业经营项目相比，粮食生产>b较效益明显偏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发展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关键是要提高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增加种粮农民收入。
目前，世界各国都是把加大农业科研和推广投入、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作为发展粮食生产的重点。我国受土地和水资源的约束，未来实现粮食持续增产的根本出路也是在提高单产。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改革和完善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体系，切实提高粮食增产的科技贡献率，这是今后我国粮食增产的主要源泉。农业科技方面，在目前尚不能证明转基因产品对人体有害的情况下，应高度重视转基因技术对农业和粮食增产的巨大潜力加大科研投入，做好充分的科技储备。要积极创造条件，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其途径一是要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确保出让土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二是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使退出土地经营的农民特别是老龄农民生活得到基本保障；三是要推进农业用地的整治，减少承包土地地块过于分散的现象。德国巴伐利亚州与山东省合作开展的土地整治合作的经验值得总结。
(五)尽快研究制定《国家粮食安全法》
德国早在1965年就制定了《国家粮食安全法》，对粮食生产、储备、流通环节等作出相应规定，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我国很有借鉴意义。建议全国人大尽快研究和制定《国家粮食安全法》，从法律上规范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原则、制度，明确各级政府和不同社会主体在粮食安全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切实加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