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解决安全无公害问题的措施
欧美养猪发达国家由于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农民经济组织经过100多年的建设已经非常完善，对养猪生产流通等也形成了成熟的产供销体系，而且政府对养猪生产提供了大量的补贴。在解决安全无公害问题的措施中，主要政策及技术包括：极其严厉的环保法律、实现合同订单生产、采用无抗日粮、建立产品可追溯制度、执行严格的休药期制度等。
值得一提的是，欧美养猪发达国家单位动物产肉量显著高于我国（表3），除了屠宰率较高外，主要原因是猪屠宰体重比我国高。根据猪的生长发育规律，现有的瘦肉型商品肉猪在90千克~120千克阶段具有很高的生长速度和产肉潜力，只要适当控制饲料营养成分，可以控制体脂沉积的问题。而我国目前采用的屠宰体重往往控制在90千克体重，白白浪费了肉猪巨大的产肉潜力。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学习国外经验，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安全无公害问题。主要措施有：①定点屠宰措施，目前全国有肉猪屠宰场5万多个，其中屠宰能力在10万头～50万头的1500余家，50万头~100万头的300余家，超过100万头的100余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私屠滥宰问题，从而有效地预防了猪肉的人畜共患病及猪肉微生物感染问题，但对药物残留问题没法解决。②行政检查制度，采用抽样检测，目前主要局限于部分规模化猪场，且主要集中在个别社会上比较敏感的指标，如瘦肉精等违禁药物，而其他大量指标无法进行全面监测。③市场准入制，主要是超市面向肉联企业，肉联企业面向猪场和养猪协会，这种措施在部分地区可行，如内地向香港出口肉猪，由于供猪企业都是生产管理水平较高的集约化猪场，基本上可以保证肉猪的安全，但前提是肉猪收购价格显著比一般市场价格高，这在内地大多数地方没法实行。④可追溯制度，通过条形码、信息网络和电子耳标技术，实行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环节的信息链接。由于成本、基础建设及农户科技素质等因素制约，这个措施在相当长时间内我国无法大规模实施。⑤产业化措施，我国发展产业化养猪已有20多年历史，除极少数企业外，大多数企业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并不能实现相互促进，平衡利益，因此也解决不了药物残留问题，特别是“公司+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具有很大的安全漏洞。
总之，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一定规模上解决了肉猪的安全问题，但由于我国养猪业规模大、经营结构以散养农户为主、从业人员多且素质总体低下、农村合作组织基础差，同时安全肉猪涉及的监测指标多、监测成本高等客观现实，无法有效建立安全无公害肉猪养殖体系。
建立独立的肉猪休药期养殖经营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养猪业中应该在现有的散养农户育肥猪养猪经营、子猪扩繁经营、自繁自养经营、种猪扩繁经营及种猪选育经营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干预，建立独立的集约式肉猪休药期养殖经营模式，即建设独立的宰前肉猪休药期养殖场，将以上各种经营中出栏的肉猪集中起来，通过一段时间的休药期饲养，确保肉猪体内实现无药物残留后，再进行屠宰加工。
宰前肉猪休药期养殖经营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举例说明，宰前肉猪休药期养殖场从农户收购80千克体重的育肥猪，价格为每千克7元，休药期饲料价格每千克1.6元，休药期期间日增重850克，料肉比为3.0。通过47天的休药期饲养，消耗120千克饲料，达到120千克体重，进入屠宰加工线。整个宰前肉猪休药期养殖经营过程，平均每头肉猪进出差价为280元，饲料成本为192元，其他生产成本为50元，利润达到38元。同时由于猪场规模大，产生大量的粪便，可以通过集中处理，生产有机复合肥，产生额外的收入。
宰前肉猪休药期养殖经营对解决药物残留问题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宰前肉猪休药期养殖经营企业，由于规模大、集约化程度高，可以实行最严格的HACCP认证制度，确保执行《无公害食品生猪饲养兽药使用准则》、《无公害食品生猪饲养饲料使用准则》。通过40天左右的休药期集中饲养，可以将表1中前期饲养中可能施用的所有药物残留排出体外，实现宰前体内无残留。
宰前肉猪休药期养殖可以采用股份制经营，将政府投资、肉联企业、各类猪场、养猪协会及农户资金联合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相互监督，民主管理，提高管理效率，确保安全生产。休药期养殖场选址需要靠近肉联厂，替代肉联厂的待宰栏，以减少宰前应激，并根据市场对肉品质的需求，通过饲料进行调控。猪场布局需要采用单元化，自动给料，完全实行整栋猪舍的“全进全出”饲养，以避免不同来源的肉猪造成的交叉感染。
将宰前肉猪休药期养殖经营和定点屠宰制度、行政检查制度、市场准入制度、产品追溯制度及合同生产制度结合起来，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无公害肉猪养殖经营体系，确保我国养猪业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