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消费结构的升级。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膳食结构的改善，最突出的就是由直接消费谷物转向间接消费谷物，即消费更多的肉、蛋、奶和粮食加工产品。而消费更多的畜禽产品则意味着更多的粮食（通常2公斤粮食才能产出1公斤鸡肉，4公斤粮食才能产出1公斤猪肉）。加上酒类的消费，中国的粮食消费（包括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必然会大幅度攀升。此外，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粮食需求量也将大幅增加。据估算，城市人口每增加1%，全国工业用粮增加1.81%，饲料用粮增加1.02%，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将带动粮食消费量的增加。
事实上，中国一些沿海地区的粮食消费水平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五是耕地生产率的提高非常有限。
30年前，中国的水稻单产仅为日本的一半，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水稻平均单产已超过了每公顷4吨，与日本的差距已经被大大的缩短了。从1950年至1980年，美国的小麦产量都远远高于中国，但在1978年，中国的农业改革提高了小麦产量，并使之超过了美国。但由于缺水，北方小麦产区灌溉量下降，产量的增加逐渐变得困难起来。目前我国的玉米单产虽然还只有美国的60%。因此，在耕地生产率提高幅度有限，耕地面积增加难度日益加大的现实面前，可以预料，中国的作物产量在今后的几十年中肯定会提高，但幅度不会太大。
六是自然灾害。
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尚未彻底摆脱“靠天吃饭”的状态，粮食产量难以稳定。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各种自然灾害袭击我国也越来越频繁，目前，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已经达到49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51.25%。其中，水蚀面积179.42万平方公里。我国的粮食受灾面积由50年代的平均每年2500万公顷上升为90年代的4942万公顷，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由50年代的42%上升到90年代的50%。
1998年的洪涝灾害，全国有28个省市自治区遭灾，2150多万公顷的农作物受灾。我国因自然灾害粮食减产量由50年代的平均每年380万吨增加到90年代平均每年2300万吨，其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由50年代的2.1%上升到90年代的5%。
据预测，由于受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以及厄尔尼诺等现象的影响，中国将进入自然灾害频发时期，水土流失和洪涝灾害有加剧的趋势。
七是粮食政策未达预期目的。
中国先后出台的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保证粮食产量，以达到粮食安全目标的重要政策主要有两项：其一是粮食保护价政策，其二是粮食直补政策。这两项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粮农的积极性，增加了粮食产量，但是从经济角度分析，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首先，粮食种植面积并未增加。当前，中国农民收入仍然较低，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3786元，同期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3倍。而粮食种植的比较收益低于经济作物，农民为提高收入，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调减粮食种植面积是其必然的选择。虽然粮食保护价政策和直补政策对粮农进行了一定的补贴，但是由于补贴金额和经济作物的收益相比有较大的差额，所以农民并不会因这两项政策的出台而大量增加粮食种植面积。
其次，政策成本较大，降低了政策效益。中央出台的粮食保护价政策，本是为了保护粮农的收益，但是客观上造成了国有粮食企业的垄断地位。国有粮食企业进行压级压价收购或拒绝收购，严重地损害了粮农利益，粮农因此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粮食直补政策是将补贴资金直接补入农户，但是由于农户数量巨大，且粮食种植面积核对、资金入户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政策执行成本急剧增加在所难免。有些地方政府为减少政策执行成本，直接按人均分，或按户均耕地面积均分，使粮食补贴未真正补贴粮食生产，且额度较小（每亩10元左右），难以增加粮食生产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