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考虑城市的承载能力，还有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是我国需要主要依靠自己解决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这需要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留在农村种地和养猪。因为我国不仅人均耕地少，而且在现有的土地资源中，山地、高原多，平地、水地少，全国66％的耕地分布在山地、丘陵和高原地区，只有34％的耕地分布在平原、盆地。我们也许能将这些耕地象当年大寨那样改造成梯田，却不可能使之变不成平原，这些地方也许永远都不可能实现农业的大规模机械化生产，除非我们将丘陵、山区和高原地区的耕地都退耕还林，仅靠耕种平原就能解决国人的吃饭问题。不然，无论社会怎么进步和科技如何先进，我们始终需要足够的劳动力留在农村，才能为我们十几亿人提供充足的口粮、蔬菜和猪肉！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而不能盲目地追求西方那样高的城市化水平。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不可能让十多亿人都成为市民，也不应该以抛荒耕地和牺牲农业生产能力为代价，更不该让广大的农村成为“空心村”甚至是“荒废村”，用“消灭农民”的办法来解决三农业问题的理论和做法更是荒谬的！
（三）土地制度必须有所突破
三农”问题的症结是农民的土地权利问题，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目标是还权于农民，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这似乎也没什么异议。但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这一基本目标，却是众说纷纭。从分田单干、家庭联产承包制、“公司+农户“模式、”公司+基地+农户“模式、
“龙头企业+银行+担保公司+农户”“四位一体”模式、“土地股份合作社”、“土地租赁”模式、“永佃制”、“土地私有制”。不管哪种模式，谁也不应该武断地说哪一个模式最好。
然而，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土地承包制”上打圈转，似乎“土地承包制”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始终没有突破。邓小平同志主持、倡导的农民家庭土地承包制改革，其成功和伟大之处，就在于不仅充分尊重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生产关系特征，而且与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大环境是相适应的，因此承包制不仅在农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为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发挥了重大的示范作用。可惜的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城市经济改革在经历了短暂的承包经营阶段之后就转向了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事实证明承包制在城市经济改革过程中并不成功），而农村经济的改革却始终停留在原点，一个似乎不可能超越的原点——承包制。土地承包制使中国农民吃饱肚子之后，一个不断进行历史循环的古老问题又出现了。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活动力量单薄，如果不进行规模化、组织化、合作化的经济活动，就只能在生活温饱和小有积蓄的环境里兜圈子，永远不可能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如果我们没有新的改革思路突破这个模式, 向现代农业跨越也只是一个口号而已。
怎么突破？这些年来，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设想，归纳起来看，主要的观点和争论集中在两种，一是继续坚持土地承包制并延长承包期，二是土地私有化。坚持承包制的理论基础是，土地是农民的最重要和最后的保障，私有化的结果会使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失去保障，给社会稳定带来威胁，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是维护好农民对土地长期的承包权。比如，《农村土地承包法》起草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2003年初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就曾说：“农村的问题都离不开土地。土地是农民的生存所系。即便是现在，非农收入已经超过了农业收入，农村出现大量抛荒现象，农民对土地的认识出现了变化，但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土地作为农民生存保障资料的功能将在很长时期内不可能改变，农村部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会改变。因此，稳定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农地制度就不可动摇”。倡导土地私有制的理论基础是，只有把土地的所有权彻底地交给农民，他们才会在土地上做长期的投资并尽心地经营；只有土地私有化、只有土地可以像其他生产资料一样可以进行买卖交易，才可能有土地的集中和规模化经营，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比如，蒯辙与蔡富有认为《土地私有化是中国根治“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杨小凯认为，中国农业要真正搞起来，土地一定要私有化，要自由买卖；秦晖认为，土地私有化才能最终解决三农问题；赵晓认为，“中国革命成功的起点是土改，让广大农民获得土地，从而天下归心；中国改革成功的起点则是分田到户，对人民公社运动拨乱反正，把土地的部分产权归还给农民。而现在，中国已经到了在第一次土地革命(‘土改’)、第二次土地革命(‘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启动第三次土地革命(‘现代土地产权制度’)的时候了”。
作者认为，对于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比如东部农村与西部农村、城郊农村与边远农村、平原地区与山区农村的情况肯定不一样，不管是承包制还是私有制，不管是股份制还是永佃制等等，很难断定有哪一种土地改革方案和经济发展模式是最好的，它必定能适合所有的地方。我们的政策应当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的土地资源禀赋，积极支持和鼓励各地方探索多种多样的、适宜于当地实际情况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案和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用伟人邓小平的名言来讲就是“发展是硬道理”、“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什么样的土地制度和经济模式，只要是农民愿意的，包括土地私有制在内，都应该允许他们大胆地尝试。城市经济的发展允许多种所有制共存，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只有一种所有制形式、一种发展模式，为什么在农村就只能有一种所有制形式、一种发展模式而不能“百花齐放”呢？如果对在全国范围一下子放开并打破土地承包制的束缚存在着担心的话，完全可以选择一部分地方先搞，就像当年选择深圳等几个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实验田一样，选择少数几个地区哪怕是一个省、几个县、几个乡或者几个村作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验特区，放手进行各种土地制度的实践。应该说，国家批准在重庆和成都建设城乡统筹实验区是进行三农政策改革的难得机遇，但愿重庆和成都市能在三农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上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杀出一条血路，为全国提供可借鉴的经验。我们期盼着又一个“小岗村”、“小岗乡”、“小岗县”——一种完全不同的“小岗”模式的诞生！
可以肯定，这样做一定会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因为多年来他们一直都在担心，如果选择了土地私有制，其结果将会导致一部分农民卖掉土地从而失去所谓的保障和退路，也将会有一部分人会通过购买和兼并他人的土地而成为大庄主、农场主或地主。但作者相信，如果邓小平先生地下有知，他老人家绝不希望看到我们后人把“承包制”作为教条永远地捍卫，而是希望我们把“解放思想”作为永恒的动力；作者也始终认为，不管是有人失去土地还是有人成为地主都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些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一则，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向第二产业尤其是向第三产业转移这是大势所趋，部分农民甚至相当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是注定的，这也正是减少农民、提该城市化水平的必然结果。为什么我们一方面鼓励农民进城，而另一方面又要怕农民失去土地呢？这难道不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想法吗？二则，在城市里我们不但不怕出现资本家（“资本家”这个称号很多人觉得不好听，很容易让人想起解放前的各种资本家，于是就发明了一个词，叫“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而且还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其发展——越大越好，那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害怕在农村出现地主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城乡经济发展之所以存在今天这样大的差，正是因为在城市发展壮大了资本家（民营经济、私有经济）的时候，在农村却没能产生地主，这是非常让人遗憾的。我们应当记住，发展经济学家德尔博格曾经说过：“给农民以土地的所有权，他们会把沙漠变成绿洲；如果让农民以租赁的方式来经营土地，他们又会把绿洲变成沙漠”。周其仁教授也说过，“我们国家真正缺的并不是土地本身，而是有效利用土地资源的制度”。
中国农民是非常勤劳的，也是热爱和珍惜土地的，只要我们的涉农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是灵活的、合理的、是广大农民所期望的，农民绝不会让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活的土地荒废的！只有农民不再荒废那本来就极其有限的土地，田野里不再是长满荒草而是长满庄稼，我们的吃饭、吃肉和穿衣问题才有可能得到保障。
三．小结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始于去年的猪肉和粮油食品涨价绝不仅仅是所谓的结构性涨价那么简单，短期之内肉价就会回落的想法已不大可能，我国粮价会不会大涨更让人担忧。为什么在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却出现了无人种地和养猪的现象，在人均耕地资源十分紧张下出现了大量的土地被抛荒的现象，这既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更需要我们及时地行动，因为这是关系13亿人吃饭的大事！
我们应该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足够的劳动力把精力投入农业，为我们大家种粮、种菜和养猪；我们还应该根据国情重新定位我国的城市化道路，我国的城市化不应该建立在以牺牲农业生产能力为代价的基础上，更不能让广大的农村都变成“空心村”甚至是“荒废村”，因为我们需要在那非常有限的土地上长满庄稼而不是野草；我们更应该继续解放思想，力求在农业政策特别是在土地制度上有所突破，而不能老是在“承包制”上打转甚至把“承包制”作为教条来严防死守，解放思想和制度创新永远没有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