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乳殇现场调查：三鹿“结石奶”真相
政府监管缘何失语
“三鹿是全国免检产品。”曾经让三鹿人骄傲的这一荣誉，如今变成了对监管机构无声的拷问。
9月16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撤销三鹿集团免检资格和名牌产品称号的公告。在此之前，在该局网站的国家免检产品数据库中显示：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分公司）生产的乳粉、灭菌奶免检期为2006年12月~2009年12月，婴幼儿配方乳粉、灭菌奶免检期为2005年12月~2008年12月。
并非质检部门检查不力？
免检产品的由来，与国务院1999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国发〔1999〕24号）（以下简称《决定》）有关。《决定》第十六条规定：产品质量长期稳定、市场占有率高、企业标准达到或严于国家有关标准的，以及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连续三次以上抽查合格的产品，可确定为免检产品。
《决定》特别指出，国家质检总局要每年组织对免检产品开展专项国家监督抽查，对产品质量不合格的，一律撤销其免检资格。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对免检企业日常监管。如有投诉举报，负责深入调查，必要时可抽查产品质量，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
根据公开报道资料，早在三鹿奶粉事件全面曝光前几个月，已有受害患儿家庭向三鹿集团及地方政府有关机构乃至国家质检总局投诉，但并未得到快速处理。
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尽管国家质检总局以及地方质检部门官员们迅速行动起来，接二连三地出台了不少补救措施，却仍无法避免公众的质疑和批评。批评的焦点集中在这些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事前的不作为，甚至给那些不负责任的企业戴上“名牌”、“免检”的光环，令老百姓无辜受害。
9月18日，河北省质检局办公室一位姓赵的主任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三鹿奶粉污染事件并非质检部门检查不力。
“我们每年对三鹿的检查力度很大，但在国家规定的31个奶粉质量标准中，没有三聚氰胺的检测这一项，我们根本检测不出来。”他说，“而且这其实属于奶源污染，应该归农业部门管。”
奶源紧张 隐患难除
即使是走马观花，也不难发现河北行唐县境内遍地都是三鹿、蒙牛和伊利等乳业巨头的养殖基地和奶站。“有时候人多奶少，企业就通过奶贩子把收奶点建在竞争对手的养殖基地附近，暗中抢奶源，市场竞争很混乱。”当地一位奶农告诉记者。
实际上，国内企业这类奶源混战只是近两年才蔚然成风。据业内人士称，原先进口奶源比国产的便宜，但过去两年主要产奶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持续干旱，产能和出口量持续下降，价格则猛涨，国内乳企们见风使舵转而选择国产奶源。
而恰好是这几年，三鹿、蒙牛、伊利等领军企业纷纷在全国设厂扩张，销售额连年实现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各自的奶源都十分紧张，奶源争夺战日趋激烈，与此同时，对奶源质量的要求也开始下降。三鹿奶粉事件不早不晚在此时爆发，也许正缘于此。
记者当日在行唐县实地走访的长城养殖中心，是伊利集团定点鲜奶收购点之一。该中心位于行唐县郊区，共有近400头奶牛，由当地多户村民分别饲养，经奶厅集中挤奶卖给伊利。该中心里的一位奶农称：“与伊利合作后最大的好处就是有了保底价每斤1.3元，去年市场上奶价波动时，一斤牛奶只能卖七八毛钱，有了保底价心里踏实了。”
不过记者现场所见的饲养环境，与此前鹿泉市“出事”的奶贩马耿林所在那个杂乱无章的养殖小区大同小异，不免令人担忧。
看上去该养殖中心的奶农们并没有太强烈地感受到三鹿事件对他们的冲击，也不太清楚包括伊利在内的众多国产品牌也卷入了旋涡。而伊利现在每天依然从这里拉走大量牛奶。
但奶农们表示，如今越来越多原来给三鹿供奶的人抛弃三鹿，转而与伊利、蒙牛等公司合作，其中不乏那些有向鲜奶掺入三聚氰胺“前科”的奶贩子。
“这段时间他们肯定不敢掺假了，但等事件平息过后，难保不会旧病复发，到时只怕会引发更大的危机。”一位奶农说。
在这种奶源紧缺的情况下，如果监管跟不上的话，这场危机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一业内人士评价道。
曙光闲话
劣质产品的经济土壤
“三鹿奶粉事件”举世震惊，我们在全力抢救受害婴幼儿的同时，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类食品安全的问题一再发生？而受伤害的常常是这样一些人群。是我们的制度检查不严格吗？是我们的企业不负责吗？是我们的消费者缺少什么知识吗？还是有什么我们尚未意识到的问题。
回顾这几年发生的几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我们可以发现：受害者往往是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儿童。如2004年安徽阜阳的假奶粉事件，包括这次“三鹿奶粉事件”，受害者也大多是农村家庭婴幼儿或城镇中的中低收入家庭子女。
这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巨变。以这次“三鹿奶粉事件”和上次安徽假奶粉事件就可看出，受害者群体特征很明显：农村或城镇中的中低收入人群。
这些人群有什么样的生活特征呢？从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来讲，中国家庭一直是以母乳喂养为主，特别是在农村。但这些年农村的社会结构在发生巨变，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而往往是一个人打工还不足以补贴家用，于是“夫妻双双把家离”。据调查，自2000年以后，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增长非常迅速，到2005年，全国农村儿童有21.8％为留守儿童，14岁以下儿童有4000万之众，17岁以下达5800万，其中0至5岁儿童占30.4％。这就为农村乳制品市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需求。
而进城农村夫妻或城市中的中低收入家庭生活方式也与以前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国家对于有哺乳期子女的女职工是有明文规定的，就是女职工在产假后有一年每天一小时的哺乳时间。但现在这些规定基本上没有意义了。一是有些小企业不再执行；二是现在很少有厂（生产）、区（生活）合一的生活方式，单位没有幼儿园；再就是城市交通问题，即使单位给哺乳时间，女职工也很难在工间进行哺乳。再加上这些年就业压力很大，农村进城劳动力妇女和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女职工，能够下决心丢下工作，专职在家哺乳的只能是少数，这样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
但是，这个中低收入群体消费特征非常明显，就是支付能力很有限，不大可能长期消费高档乳制品，所以对于价格变化十分敏感。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能否充分提供质量合格、价格低廉的婴幼儿乳制品呢？
早在安徽“大头娃娃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有业内人士说，实际上奶粉厂是不可能生产出８元以下的含有真牛奶粉的“奶粉”的。只能是面糊精加香精一类的东西。所以说，当时人们称为“毒奶粉”并不准确，那东西没什么毒，但是婴儿所需的营养成分奇缺，靠的就是价格便宜。而这次三鹿奶粉问题主要出现在十几元一袋中低价位产品上，竟成了真的毒奶粉。
奶业生产这边更是畸形。这几年中国奶业波动很大，一方面是奶牛的饲料猛涨，另一方面是奶制品价格很难上去。有调查显示：从2001年到2006年，奶类生产价格指数与饲料生产价格指数增幅之比呈缺口增大走势。如以2001年为100，到2006年饲料价格指数涨幅高于奶类价格指数17个百分点。特别是到了去年上半年，饲料价格上涨，原奶价格持续走低，全国40％的奶牛养殖户出现不同程度亏损，严重地区甚至出现了“倒奶杀牛”现象。为理顺价格体系，保证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各环节的正常利润，去年6月，17家乳品企业在南京发表价格自律宣言：停止打折、降价、捆绑销售等促销行为。据称此举令终端奶制品价格上涨了20％左右。所以，去年下半年原奶价格上涨，奶农开始获益。可惜好景不长，居民奶制品消费意愿迅速下降。到今年７月，各城市超市里降价促销奶制品普遍出现，价格下降压力再次向上游转移。奶农的日子将可能又不大好过了。
而中国的乳品企业，一方面受外资品牌奶业的重压，拥挤在中低端市场；另一方面，中国奶制品市场的集中度不高，市场份额的争夺仍然是企业的首要目标。谁也不能一统天下，谁也不敢轻易提价。
这样，在中国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格局：在需求上，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出现了一大批有消费需求，但支付能力非常有限的群体。而在生产上，众多乳品企业的生产能力却远远超过了消费者的实际消费能力，可迫于生存，又很难在价格上让利于这些消费者。于是，在正常生产和消费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灰色地带。上一次的假奶粉事件中，全国496家奶粉生产企业全部接受了检查，有10个省市的58家企业受到查处，而这一次已有22家知名企业牵涉其中，而且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毒奶粉。
面对手足无措的困境，笔者认为，最为可行的办法是由国家或有能力的民间机构制定一个“中低收入家庭婴幼儿营养健康保障计划”，动员国家和民间的力量，对全国，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农村中低收入家庭婴幼儿实施专项营养保障，保障这些婴幼儿能吃上符合安全营养标准的奶制品。其原因有三：一、虽然有关部门提倡母乳喂养，但要改变这些家庭的生活方式（母亲回家喂奶）是不可能的；二、大幅度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短时间内也是不可能的，只能是长期目标；三、要理顺奶业的价格体系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做到的，强力行政干预只能扭曲正常的市场体系。所以，可以财政补贴或是民间慈善的方式，直接救济中低收入家庭的婴幼儿，所费不多（不过是0至两岁婴幼儿的乳品）；所行不难（在婴幼儿所在地领取或入户），但效果会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