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2007年上半年以来，在猪肉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带动下，食用油等农产品的价格也出现了较大的上涨，CPI居高不下，通胀压力异常严峻，不断飙升的国际粮价更加重了国人对我国粮食安全的担心。如何用十分有限的耕地为13亿人提供足够的粮食，中国农业面临着考验！除了强化对农业的扶持政策之外，还需要根据国情重新思考和定位我国的城市化道路，更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力求在三农政策特别是在土地政策上有所突破。
关键词：粮食 涨价 农业 政策
一．CPI为什么高居不下？
2007上半年来，各地猪肉价格一路飙升，扰动着全国民心，也牵动着政府的神经。虽然政府陆续下发了不少文件和通知，采取了很多政策措施来调控，但到目前为止，不仅肉价没有如人们期望的那样出现大的回落，而且食用油等其它食品的价格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这成为当前CPI居高不下的最主要原因。更使人担心的是，在国内物价高涨的同时，国际粮食价格也出现了大幅度飙升，不少国家已经开始闹粮荒，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人们对国内粮食供应的恐慌心理，也给控制物价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尽管又有不少政府官员一再强调我国的粮食储备是充足的，不会出现粮食供应的问题，但老百姓似乎并不放心，有些居民已经开始大量购买粮食作为储备，全面通涨的严峻形势扑面而来。
物价能不能降下来？粮价会不会大涨？现在谁也不能轻易地断言！如果此次猪肉和粮油食品价格的上涨是短期性的供给短缺造成的，也许能够比较快地愈合这个缺口，如果是由于农民不愿意养猪和种粮而导致的供给不足造成的，要在短期之内把价格降下来则没那么容易的了。短时期少吃一点甚至没有猪肉吃或许不成问题，倘若我国的粮食供应也出现短缺，粮价也跟着大涨的话，那我们面临的就将是一场灾难了。
仔细分析猪肉价格上涨的内因，除了在前段时间养猪亏本导致存栏数剧减之外，更进一步的原因还是在于粮食生产和整个农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尽管这些年来农村也在不断发展，农民的收入也在逐年增长，但与城市的发展速度和市民的收入情况相比，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而是越来越大了；尽管国家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而且还不断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但与打工相比，农业的比较效益仍然很低。农民不再局限于那只能解决温饱的一亩三分承包地，越来越多的人把精力转向了令他们向往的城市。“青壮打工去，种田童媪叟”，这句“剥”自彭老总的诗句，足可作为今日农村的真实写照。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很多农户家里除了留守老人和儿童都走了，有的甚至连小孩也带了出去，不少房子紧锁着门，一直空关着。由于留守老人劳动能力有限，再加上带孩子等琐事，根本没有精力从事农田耕种和养猪等这些高强度体力劳动，大片大片的口粮田里长满了荒草而不是庄稼，大量的猪圈空着甚至已经倒塌了，里面长满了老鼠和蟑螂而不是生猪。看着那一块块被撂荒的土地，看着那空城一般的村庄，脑子里不禁浮现出那个令人心酸的沉痛比喻：“老牛拉破车”——给人感觉，不仅是那一座座萧索、落寞的村庄，甚至整个中国农业，都像一辆老旧苍迈的破车。它是在前进，缓缓地前进，艰难地前进，而拉动它的，便是那一头头“不辞羸病卧残阳”的老牛和那一群群不事重活的小牛犊。面对被他们遗弃撂荒的土地，真的不想再说什么“田园将芜胡不归”之类昏话。只是觉得，如果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开始对土地与财富的关系产生怀疑，换句话说，他们不再信任土地，不再珍视土地，热爱土地，不再把土地放在心上，不再以耕种和收割为本、为重——那么，猪肉紧张、粮食短缺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如何保障13人的吃饭需要？
（一）应该继续强化对农业的扶持政策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城市与工业占用和转移农业、土地和农民劳动力的价值实现的。今天是到了城市和工业回报的时候了，这种回报不仅仅要把城乡之间的篱笆撤除，而且要把农业和土地提高到它应有的地位上来。过去是向农民要得太多，现在不但不要——全部取消了农业税，还不断提高了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增加了各种农业补贴、减免了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扩大了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等等，这些政策和措施无疑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今后对农业的扶持政策还应该继续加强而不是削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和竞争力，吸引更多的资金、资源和劳动力投向农业，才能使国民经济的基础更加牢固，才能保证十几亿人口的吃饭、吃肉和穿衣问题。在耕地日益减少、人口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要解决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且必须主要靠自己而不是依靠进口粮食来解决，也没有那么多的粮食供我们进口的。
我们的政策必须要让农民感觉到，不一定要放弃土地外出打工或成为城市居民才有奔头，留在农村种粮和养猪也能过上有保障的、体面的、比较富裕的生活！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同样可以大有作为。
（二）适度的城市化——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对于三农问题，除了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之外，另一个比较普遍的共同观点就是大力推进城市化、大量地减少农民甚至是消灭农民，大家都寄希望于通过城市化能够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确实还比较低，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应提高我国的城市化率是大势所趋，减少农民的思路也是正确的。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不少学者和地方政府在减少农民和推进城市化的认识上却存在着误区。一是认为，城市化水平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水平低就意味经济落后，就是地方政府没有政绩；二是认为，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灵丹妙药，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民乃至“消灭”农民。因此，不少地方出现了采取行政手段、依靠政府力量推动的的城市化运动，不管有无产业支撑，不管农民进城后有无工作可做，拉着农民进城、奖励农民进城，人为地推动城市化。还有不少地方不顾人多地少的国情，随意圈占耕地，纷纷设立产业区、开发区等各种名目的园区，修建大广场、大马路等形象工程，还有一些地方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城市化指标，甚至强行征地、强行撤迁，硬将农民拉到一起修建所谓的小城镇，并美其名曰是搞新农村建设。
这种泡沫式的城市化必须引起我们的认真思考。特别是由政府行为推动的、让农民快速进城，让城市快速膨涨或到处建城的造城运动，完全是一种社会急躁症，会带来很多后遗症。一是城市建设大面积铺开，建设用地快速增长，直接带来土地资源的过快占用，耕地保护红线一再被突破，使耕地保护形势越来越严峻；二是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很多农村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空心村”，大量的耕地被抛荒没有人耕种。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但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并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如果用“大干快上”的做法对待农村城市化，甚至简单地提出“消灭农民”，这不仅违背了规律，很可能欲速而不达。不仅导致大量的耕地资源被占用后失土离乡农民增多，给社会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而且导致了大量耕地被抛荒，给我国未来的农产品供应短缺特别是粮食短缺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城市化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差距，而且距世界平均水平还有十几个百分点的差距，甚至低于不少发展中国家。可有谁愿意看看中国城市总人口达到多少了？5亿多城市人口，如果加上事实上长期居住的城市2亿多农民工，那就是7亿多了！欧洲人口才3亿多，加上新欧洲也不过5亿多。我们早已大大超过欧盟国家人口总量，也超过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总量。有人说中国城市人口应该达到70%，还有人说应该达到75%、80%，甚至提出要“消灭农民”。将来14亿、15亿人口的70%是多少？80%又是多少？这块有限土地上的资源能承载得了十几亿城市人口吗？中国大陆的情况与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不同，更有别于新加坡、香港，13亿人口的大国既不应该也不可能追求那样高的城市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