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鹿奶粉事件不断升级，患儿数量不断攀升的同时，对有关政府质量监督机构渎职失职的谴责声也不断增加。根据新华社周一的报道，国务院已经同意李长江辞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一职，任命原国务院副秘书长王勇为新任质检总局局长。早在今年2月，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就曾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写过一封信，建议“两会”建立“问责制”。在奶粉事件的背景下，这种问责的要求是不是更加迫切了呢？德国之声记者采访了胡教授。
截至9月22日，已经有多名相关领导干部因为三鹿奶粉事件被免职，除了刚刚辞职的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还有原石家庄市市长冀纯堂，原石家庄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张发旺、原石家庄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孙任虎、原石家庄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张毅、原石家庄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李志国，三鹿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田文华。胡星斗教授认为，从这次奶粉事件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现在已经加强了对官员的问责，这也是“严格治吏”的表现。
但是，仅仅是事后的问责还远远不够，关键是要建立事前的监督制度，这其中包括新闻监督和公众监督。胡教授说：“要使得我们的媒体进一步放开，能够比较自由、独立地报道公共食品领域和其他领域的渎职和腐败问题。此外，还要加强公众的监督。比如通过消费者集体诉讼，并且通过公众来监督有关国家部门等，形成一种连环问责。公民去问责政府机关，政府机关去问责其管辖的企业，要把这种事后的监督更多地转变成为事前的监督。”
在三鹿奶粉事件正式曝光之前，南方周末的记者就已经就多名患婴儿肾结石这一罕见事件进行过调查，但是，当时的媒体报道中并没有指明是三鹿奶粉，而只是用“某品牌”代替。胡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的新闻监督基本上还是马后炮式的监督，一旦上面揭露或是容许揭露某个问题了，就马上一哄而上。
但是，平时的日常监督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他说：“同样，国家质检总局只是在事情暴露之后，才做秀般地、雷厉风行地查处问题奶粉，而在事前却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所以，中国现在各个方面都需要监督。公众要履行公众监督的职责，官员也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否则就应当以渎职罪论处，而不仅仅是辞职、下台。”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存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问题也不仅仅是出在奶粉上，在过去几年中，在很多食品种类中都出现过严重的质量问题。胡星斗教授此前曾经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人现在没有纯粹的信仰，就算有，也是对经济利益的信仰。这种信仰的缺失在胡星斗教授看来，和奶粉事件以及其它食品安全事件的出现是有相当大的关联的。他认为，在奶粉事件之后，不仅要反思我们的体制，还要反思我们的信仰，反思道德缺陷问题。
他说：“我主张要在中国开展一场社会正义运动以及道德良心运动。当然光靠个人的良心发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通过这种道德良心运动，建立一种现代的社会治理制度，也就是多边参与、公众监督、社区自治、新闻监督等等。”
胡星斗教授认为，虽然现在中国的新闻自由还没有完全放开，还不能充分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而更多的是传达领导者的心声。但是现在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社会监督、媒体监督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而且只有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监督才能有效解决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