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转基因产品的报道引发了国内消费者的关注。据有关部门经过检测发现，国内市场上一些知名品牌的大豆色拉油，均含有转基因成分，被责令依法标识。
一、安全性：含糊中有共识
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转基因产品制造的食品的安全性的担忧。中科院一份报告表明，转基因食品可能对人造成的危害包括：一是毒素。比如如果食用了基因改造后的玉米或大豆，或者被喂食这些作物的动物的肉制品，玉米中的毒素以及大豆的分解酵素便会被人体所消化及吸收，如果长期不间断地食用此类食物，毒素统统都将累积于人体内。二是过敏反应问题。作物引入基因以后，会带上新的遗传密码而产生一种新的蛋白质，某些蛋白质会引起过敏症，因此可能使本来对此食物不会过敏的消费者会对基改后的产品的过敏反应。例如把花生米的基因转殖到黄豆里酿造酱油，而对花生过敏的人食用此酱油后，可能因不能呼吸而致命。三是抗药性问题。在转基因过程中，若使用具有抵抗临床治疗用抗生素的基因，人们在食用了这种改良的食物后，食物可能在人体内将抗药性基因传给致病的细菌，从而使人体产生抗药性。
科学界对于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担忧，则主要集中在其对生态与环境安全的影响。例如基因改造后的抗虫害作物，可能威胁到非目标性生物(non-targetorganisms)与益虫的安全(benefitinsects)，甚至使它们面临灭绝的危险；基因改良后的物种，可能与非基改物品发生竞争关系，而且必定会战胜或排斥非基改物品，使非基改物种面临淘汰的命运；此外，基因流动(geneflow)与基因污染(geneticpollution)的现象就可能污染生态环境的自律系统或产生人类无法加以控制的超级病毒、超级杂草或超级昆虫。
目前，对于转基因产品以及转基因产品制造的食品安全性认识，国际科学界存在很大的分歧。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CSU)于今年6月10日发表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有三个要点：一是承认自1995年以来投放于市场的转基因食品“尚无不良后果报道”，但“并不保证随着越来越多的食品在经过基改具备新的特色后不会遇到危险”，今后“尚须进行更有力的安全性测试”；二是“尽管随着花粉传播转基因产品将改变环境，但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表明已有的转基因品种已经造成危害”。不过，报告又说：“关于转基因食品对环境的长期影响问题，科学家分歧较大”；三是建议对转基因产品继续“加强管理，增加透明度。应扩大检查环境危害的国际论坛”。可以说，此报告对于转基因产品安全性做出的结论仍然显得很含糊。不过，从中读者还是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论：一是转基因产品在安全性方面的确具有不确定性；二是对于转其因产品与食品，人类必须十分谨慎小心地对待。而这可能是人类在此问题上达成的最基本共识。
正是基于这样两点共识，2001年由113个国家和地区签署的联合国《生物安全议定书》明确规定，必须对转基因产品进行安全评价，在转基因产品越境转移时，应当征求进口国的同意，并进行标识；各国公众都有权利知道转基因食品的真实情况，并可以自愿进行选择。而在此之前，欧盟各国、日本以及拉美各国，早已通过了关于转基因产品管理的相关法规，其中都有对转基因食品采取标识制度的规定。
二、转基因产品在中国
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转基因作物商业栽种的国家。不过据《人民日报》消息，目前中国除转基因抗虫棉之外，还没有大宗粮食、油料作物和其他食用的转基因作物获得生产许可。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区域，严格控制在农业部安全审批所限定的范围之内。所以在中国没有产生食品安全问题。
转基因产品在中国成为“问题”，是从中国加入WTO前中美达成的农产品贸易协议开始的。当时，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加拿大、澳大利亚的转基因油菜籽大规模进入中国，挤垮了国内大豆生产和加工，植物油市场完全被转基因产品占领。从而使食用转基因食品成为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一部分。而此时，中国老百姓却没有享受到对于转基因产品在国际上通行的“知情权”与“选择权”。而有关部门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六成半的消费者不清楚目前市场上是否已经有转基因食品出现；95%的人希望将来转基因食品出售时应给予标明，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有16.7%的人，出于对安全问题的担忧明确表示不接受转基因食品。
当然，更重要的是，大量进口转基因农产品对于中国传统农产品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仅拿大豆来说，中国东北产传统大豆价格在2001年已经跌到1995年的一半，仍然大量滞销。媒体已经在讨论“继传统老工业基地衰落后，传统农业基地也在走向衰落”的所谓“新东北现象”。时任总理的朱容基也公开在记者会上表示：来自美国的转基因农产品对中国农业的冲击是“令人头痛”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于2001年5月23日颁布了《农业转基因安全管理条例》，但中国政府颁布的一法规并没有得到真的执行。如此一来，一方面是中国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再度被漠视，另一方面，是来自国外的转基因农产品进口量再度猛增。《商务周刊》记者在经过调查采方后认为，在中国，转基因产品背后存在“利益旋涡”。在中国颁布《条例》之后，来自美国的“游说者”接踵而至，级别最高至美国总统布什。华盛顿由美国农业部、国务院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组成的谈判代表团也一批批来到中国，希望说服中方简化转基因条例规则。美方还在中国开办了一个培训班，专门讲标签问题。他们表示，标识制度对企业伤害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