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的理性和集体的非理性，这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上的市场经济理论永远也无法解决的矛盾——一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际商品市场上持久的恐慌。而普罗大众为求自保而造成的集体非理性行为虽然不当，但绝非问题的根本所在。正如汤敏所言，那些掌握巨大的资源、对恐慌和混乱推波助澜以便浑水摸鱼的力量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警惕的。
从留美经济学博士到亚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再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身份的几番轮转使汤敏具有了观察中国经济的独特视角。
开展一场反食品浪费运动
《中国经营报》：从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角色的转变带给你的是什么？你对中国经济的关注是否因为身份的不同发生了变化？两份工作的区别有哪些？
汤敏：我觉得角色也没有太多变化，在亚洲开发银行做的是政策研究，在这边也是做政策研究。从政策的角度来说，研究的也是同样的问题，有点不同的是，在亚行那边很多研究是与我们的业务有关系，在发展研究基金会这边的范围就更宽、舞台更大，所以挑战也更多。从关注经济的角度来说，在亚行更多的从国际的角度、国际对比分析经济，而现在就要考虑到国内的经济。从时间跨度来说，亚行的业务更关注中短期的，同时亚行的工作项目往往跟部门有关，现在我们研究的课题更多是跨部门的。但从大的面上来说，都是政策研究。
《中国经营报》：那么，目前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共同的敌人，你如何看待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形势？
汤敏：通货膨胀现在是经济界最严峻的一个问题，其实从前段时间开始，我们就一直关注着食品通胀的可能性。我之前看到一些资料说，国际粮食储备已经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了。根据历史上的资料，粮食储备过低往往会造成大的粮食价格起伏。
而这次通胀中国比其他欧美国家受的冲击较早，我们从去年年终开始有猪的“蓝耳病”，猪肉价格首先上涨，然后带动蔬菜等食品价格上涨。这种提早的冲击对中国来说有利有弊，弊的方面是，我们提前遭受了通胀压力，而且没有别的国家可以参照和借鉴，老百姓承受的通胀压力过早体现出来。利的方面是，我们能提前就开始应对通胀。
从去年开始，一系列对农民、对养猪户的补助措施开始实施。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增长非常快。这就有点像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一样，中国正好在1995年就开始调控了，因为当时整个亚洲都充斥着泡沫，而中国在1995年通胀也已经非常高了。这样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中国调控措施已经发力。而其他亚洲国家当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则是措手不及。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胀的提前到来，对中国来说不完全是坏事，因为我们已经比国际社会提前半年到一年做了很多准备。当然，粮食生产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真正的调控效果要到今年七八月份秋粮下来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当然，中国也受到通货膨胀的冲击，但因为提前着手预防，恢复的会比其他国家快一些。
《中国经营报》：比通货膨胀更让人担心的是正在蔓延全球的粮食危机。粮食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中国爆发粮食危机的可能性有多大？
汤敏：我觉得现在中国并没有粮荒，全世界也没有一个真正意义的粮荒，只是一种恐慌性的购买，粮食这种东西跟其他经济作物不一样，和其他产品也不一样，弹性非常低，也就是说粮食少一点价格就大涨，就出现问题，多一点价格就大跌。道理其实很简单：少一点我不能饿着啊，我愿意花很多钱去买，多一点我不能一次吃五碗饭。这也就是为什么各国都要补贴农业，因为农业不能没有，但是粮食产量稍微多了一点就会“谷贱伤农”，稍微少了一点又会引起社会恐慌。所以，一般政府宁愿补助农业，以免引起社会的不安。
另外，国际炒家的推波助澜也是目前粮价上涨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一旦价格炒起来，造成恐慌性购买，本来不短缺的粮食就变成短缺的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比如，大家都按照正常的情况去买粮食，粮食是不短缺的。但是如果每家每户都去囤积粮食，那么粮食绝对就短缺了。这种恐慌性的购买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因为媒体一宣传粮食危机，对老百姓来说，反正都得吃，我为什么不多放两袋米在家呢。
所以在当前情况下怎么打消老百姓的恐慌心理，怎么样减轻老百姓的粮价上涨预期，就变得非常重要。我建议，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食品浪费运动。中国的食品节约潜力非常大，无论是家庭、食堂还是餐馆，食品浪费都非常大，每个人节省5%，那数量就非常不得了。反食品浪费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全面宣传教育的过程，要让老百姓知道粮食其实不少，大家都节省一点，供应绰绰有余。
现在中国需要一个大手笔的动作，没有大手笔的动作，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是有风险的。反食品浪费运动一定会得到群众的支持，很容易形成全民的共识。浪费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我们是一个非常节俭的民族，因为我们是长期的饿怕了。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都要颗粒归仓，我们的盘子里都不能有一粒剩饭，当时是这样宣传的，人们也基本上能做到的。浪费是这十几年才出现的臭习惯。也就是说，大家对过去的那些节俭习惯都还留有记忆的影象。
其实，大家每个人心里都心疼食品浪费，只是我们没有形成一个社会的压力，没有形成一个社会的行动去做起来。我算了一笔账，如果每个人每年节省5%的粮食，中国就多出2500万吨。而中国现在的整个粮食进口就是每年2500万吨左右，我们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并且还可以出口。
中国经济周期性见顶
《中国经营报》：在今年的博鳌论坛上，你曾经做出中国经济已经短期内见顶的判断，你的理由是什么？
汤敏：见顶见底要看怎么定义了，从中国现在情况来看，今年要达到去年11.9%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保持11.9%的话，那我们的能源供应就可能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二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我们从去年就开始“两防”，实际上就是政府决策层要把过热的经济压下来的信号。
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的经济已经过热了。我们的宏观经济崩得太紧了，从政策上也要把它压下来。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维持在10%，或者更低，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11.9%就是一个见顶。明年也不可能再回到11.9%。从2001年开始，中国经济逐渐向上，经济增长加快，到了去年的11.9%的时候见顶，现在应该回落了。
不光中国经济，全世界经济都是有一个循环的过程，过高的时候一定回落，现在我们的问题在于，让它回落多少，是让它大起大落呢，还是缓起缓落。从现在整个经济情况看来，2008年中国经济不会落得太大，因为经济本身是有惯性的，2007年的一些投资会在2008年呈现效果，再加上奥运因素，所以，2008年中国的经济可能会回落两个百分点左右，从原来的将近12%先回落到10%左右，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平均超过9%，而10%本身已经超过30年平均水平了，更低一些可能更好，比如说到9%左右，这更有利于中国长期的平衡的发展。
现在我更担心的是2009年的问题。第一个是从国际经济形势来看，美国经济2008年、2009年可能还是处于衰退的过程中，因为很多人对美国经济都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经济到2008年年底、2009年年初就会开始复苏。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次的次级债危机，没有那么简单，可能延续的时间更长。有些经济学家甚至判断，这可能是美国战后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如果是这样的话，2009年美国经济有可能还处于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如果美国的经济情况不好，其他的发达国家，比如日本、欧洲的经济损失也不会比美国少。
而现在房地产的泡沫不仅仅是美国泡沫，它更是一个全球性的泡沫，特别在欧洲的有些国家，房地产泡沫比美国还厉害。所以2009年，世界经济的形势不见得比今年好，甚至比今年还差。
第二个是从国际经验来看，举办奥运会的国家，在奥运后的经济都有一个下滑的过程，当然，中国是不是一定下滑还存有争议，因为中国是个大国，奥运经济只占中国经济很小部分，所以影响不会很大。
《中国经营报》：但市场经济是信心经济，在目前这样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市场信心是不是也会对经济运行产生微妙的影响？
汤敏：我们不得不承认，心理上的影响也许会变成真正的经济影响。比如说房地产市场，大家都认为奥运前房价会涨，奥运会后会跌，这样就可能导致奥运会后大家都持币观望，再加上政府大量的经济适用房上市，可能房价就要开始真正的大降。这个大降是个好事，因为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不是太低了而是太高了，老百姓承受不了。降低房价是政府的政策导向，只不过会有一个房地产商跟政府政策的博弈过程，跟购房者的一个博弈过程，奥运后这个拉锯的结果慢慢就显现出来了。股市也会受到这种心理博弈的影响。
我们不愿意看见经济大起大落，还要保证9%左右的经济增长。如果经济增长下滑的过快，我们就要特别提防了。特别是如果通货膨胀跟经济下滑同时发生，一方面经济剧烈下滑，一方面通货膨胀还上去了，这是最危险的事情。
所以在目前来说，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防通货膨胀或者是反通货膨胀上，但到了明年，我们的任务可能就主要防经济过冷了。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重点，现在还说不准。因为有多种多样的因素需要考虑，谁也没有意料到今年2月份来了一场大雪，而像大地震这样的灾害更是很难准确预测。
但是，居安思危，把情况想的严重一点，准备的更充分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出现的时候损失就会更小一点。
《中国经营报》：温总理在两会上谈到今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的时候，多次讲到外部因素的不确定性。比如，次级债危机何时到底就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因素。中国经济学界也经历了一个比较乐观到不确定的心态转换，你如何评价当前的情势？
汤敏：次级债危机何时到底？这是一大群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都回答不出来的问题。我比较悲观一点，我觉得要到明年，今年危机不会结束。有人说过经济学家的嘴就是乌鸦嘴，经济学家这个学科的训练就是要反市场潮流的。经济情况好的时候他要预测风险，经济情况坏的时候他要看到转机。因为他是前瞻性的，经济学给我们的不是过去是怎么样，那是历史学家做的事，经济学家是要有预见性的。
在国外，经济学被称为“悲观的、忧郁的”学科，他老是跟市场对着干的。我们也是这样，经济学家要稍微悲观一些，因为只有悲观一些才能促进政府去改革。
谨防热钱流出
《中国经营报》：次级债危机是导火索，而目前人们担心更多的是，美国经济可能已经开始的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基本形成了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制造业体系。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汤敏：现在中国经济受美国经济影响非常大。有人曾经算过，美国经济放缓2个百分点，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也得掉下2个百分点。但从目前来说，经济略微放缓正是我们要的，即从12%降到10%左右是比较适合的水平。如果美国经济不是太坏，即温和衰退，哪怕就它变成零增长，对我们也不完全是个坏事，因为我们正好处于需要调整的时候。
但这是从宏观经济来讲的，美国经济衰退并不是对每一个行业都好。比如对国际竞争力非常强的出口行业，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它们必须赶紧调整自己，因为大势如此。所以，美国经济衰退冲击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出口业，特别是那些参与国际竞争激烈，本身利润率非常薄的那些产业，比如制鞋、纺织品等，这类企业可能会被淘汰一大批。
另外我们还要谨防资产泡沫的问题。因为在美国经济放缓的时候，联邦储备银行往往就要放宽他的货币政策，往市场注入大量资金。但是美国企业又没有什么投资机会，所以很多的钱就会流出来，再加上油价不断上涨，阿拉伯那些石油供应国赚得了大量的钱，现在大概有4万亿到5万亿美元之巨，由于美国和西方经济不好，所以它们就会选择到中国来投资，短期内就会有造成一些虚假繁荣的景象。
中国的房价本身就已经很高，中国股市本身就存在大量泡沫，再加上大笔热钱进来，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问题。今年第一个季度，我们有上千亿美元的钱不知道从哪里进入中国。这个时候，我们的宏观调控效果就可能打折扣，最危险的情况是热钱大量撤出的时候。连日本经济这么强的国家，这么好的企业，这么自由的市场，都顶不住这样的泡沫。中国顶得住吗？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特别警惕。
《中国经营报》：如你所讲，外贸依存度过高等弊端很多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那么，进一步改革应该怎样推进？改革和发展两个方面在中国又如何能得到平衡？
汤敏：中国得靠改革，改革才有发展。中国能发展靠的就是人，靠改革激发出的人的积极性。以前我们中国农民比现在多，耕地保有量比现在多，但是要吃没吃，要穿没穿。为什么？就是因为改革发挥了人的积极性，只有改革才会让人的积极性发挥出来。所以，对中国这个特定的国家来说改革才能发展，不改革发展不了。
比如，中国并不缺钱，中国钱多的不得了，缺的是怎么把钱用到关键的地方去。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将近50%，我们GDP每年50%都用于投资了，所以我们得到11%、12%的经济增长。印度把它的GDP的23%用于投资，取得了8%、9%的增长，这说明印度的投资效率比我们更高。
为什么中国的效率这么低呢？我们存了那么多钱为什么没有得到更大的使用效果呢？因为，我们的钱没有很好地投到能够产生更多钱的地方，很多钱投到浪费的地方，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金融系统干了很多“傻事”。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得靠进一步的金融改革。
所以说，中国应该是以改革带动发展，而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现在我们提改革比较少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还是要提改革，还是要提开放。
前一段时间有一种思潮，提出要反思改革，好像改革都错了，其实就是因为改革里面有问题，所以我们要继续改，而不是停止改革。中国就得靠改革，改革发展不是同时进行，是有改革就有发展，没改革就没发展，或者有改革才有高发展。所以一定要改革带动发展，以改革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