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边是高粮价，城乡居民怨声四起；另一方面，农民却还是不愿意种粮，赚不了钱。好奇怪的现象，是什么原因呢？
农业部提出今年粮食生产要保持去年水平。在益阳市，对出现抛荒的惩罚，提升到了党纪、政纪处分的高度。
“粮价确实是涨了，人家都以为我赚了钱，但是涨幅不大，成本也涨了一大截，我的投入也很大。”
“平均每百斤粮食，贩子可以赚10到20块，到普通老百姓手里却只有1到2块。他们赚得太多了！”
近几年粮价涨了，但是老汤仔细算下来，各种成本涨得也很惊人，没有人愿意要，后来只好按户强行分下去
记者 魏黎明 湖南洞庭报道
农民（资料图）
地处“八百里洞庭”交叉水网中的湖南省益阳市，是全国知名的水稻丰产区，自古便有“洞庭熟，天下足”美誉。如今，这片肥沃的土地生养着约460万生民，其中约7成是农民。
在粮食连年丰收的基础上，农业部提出今年粮食生产要保持去年水平。在益阳市，对出现抛荒的惩罚，提升到了党纪、政纪处分的高度。这在今年出台的 《益阳市耕地耕作管理暂行办法》里写得清清楚楚。
在此情况下，无论是普通农户还是种粮大户，只要能让地里长出庄稼，都被寄予了厚望。
然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的研究员们仍不放心。日前，他们走访益阳，带着一个大大的疑问：农业部的目标到底能不能实现？
“种地发不了财”
今年46岁的刘进良，一身深色西服，手挎黑色公文包，显出与周围乡亲不一样的身份，但脚上踩着的一双黄色塑料拖鞋还是暴露了他的农民本色。
尽管如此，十里八乡的乡亲都叫他“刘总”。2003年，刘进良举债承包当地3000亩抛荒稻田，至今共承包土地3700亩，是益阳市面积最大的种粮大户。去年，刘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大户十大标兵”。
“那么多地荒了太可惜，我感觉种粮还是能赚钱。”刘进良解释自己当时的“壮举”。2003年，正是粮价由低到高的转折期。
骑上摩托车，刘进良带着记者在牌口乡和欧江岔镇的十几个村子里转了一大圈。一路上，他东指指，西指指，“这一块是我的，这也是我的”，神情就好像一位出巡的皇帝。
刘进良的家乡益阳市赫山区牌口乡利兴村位于洞庭湖区。这里十几年前还人烟稀少，大量天然形成的湖区土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村民。村民自垦出大量土地，这些土地称为“甩亩”，区别于进入国家册定的“正亩”。刘进良承包的大多是这些地势较低的“甩亩”。
经过张家塘村，刘进良指着一大片低洼地说，“这里原本都是良田，几年前种粮不赚钱，村民在这里挖塘种藕，后来荒废了”。
他下车，沿着刚开挖的排水沟一路走向田的深处。自附近村雇请的工人正在工作，刘进良一路走，一路交待注意垒好沟堤。
土生土长的刘进良是种田的好把势。每天，他都要看天气预报，还自己“看云识天气”，以此决定何时播种，何时插秧，村民们大多跟着他有样学样。
他当过兵，做过17年村干部，还贩卖过几年粮食，丰富的经历令他颇具“强人”特征。通向他承包田的一条灌溉渠必须经过一农户的稻田，多次协商未果，僵持之下，他塞给包工头1000元钱强行挖了开来。
在刚开挖的水渠边，湿润的泥土厚厚地压在刚刚长成的秧苗上。“不这么干，耗不起！”刘进良说，“当然我给了他(稻田主人)足够的补偿。”
在种地上，刘进良很舍得投入，花一大笔钱购置了拖拉机、旋耕机、收割机等等，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耕种。
在村人眼里，刘进良是“大老板”，“有钱”。但只有刘进良知道自己其实是在“硬撑”。
大面积种粮几年来，刘进良的收入几乎全部投入再生产。落进腰包的，除了囤着的100多吨优质稻，就只有30余万元的欠条。
如今，刘进良承包每亩土地，须每年向户主付费300元。今年，他申请到130万元工程费，经一些部门转手后只收到80余万元。据称其余部分用于工程招标费以及相关部门出车费，等等。
“粮价确实是涨了，人家都以为我赚了钱，但是涨幅不大，成本也涨了一大截，我的投入也很大。”刘进良说，“种地发不了财，我现在是没有办法，开头了就回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