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赚得太多了”
在益阳的种粮大户中，刘进良并不是最先吃螃蟹的人。“先行者”是现年56岁的卢青年。卢至今仍是当地知名的种粮大户，2003年就被评为 “全国粮食生产大户十大标兵”。
1992年，自沅江市草尾米厂停薪留职后，卢开办粮食加工厂赚了第一桶金。1999年，卢发现他厂里加工的大米销售困难，粮价陷入了那一阶段的最低点，农民卖粮难，耕地抛荒。
在粮食市场摸爬滚打多年，卢青年认为粮价还会涨上去。1999年底2000年初，他与当地千山红农场签订协议，承包土地3200亩，当时每年每亩承包费仅140元。
2000年国庆后，卢承包的土地仅完成收割1700多亩地，之后连降20多天大雨，剩余1000多亩稻谷几乎全部烂在地里。尽管如此，卢青年当年仍获纯利16万元。这让他兴奋不已，以前开加工厂年获利也仅6万余元。
随后，尽管承包费一涨再涨，卢青年与当地农场仍连年签订合同。与刘进良不同的是，卢青年承包的都是农场的“正亩”，可以享受各种农业补贴。
如今，卢青年承包的每亩地可获补贴109.5元。去年一年，仅补贴他就获得共10多万元，全年种粮获纯利超过50万元。
他还利用自己的名气和已有的加工厂，开发出“卢青年”牌系列米制品，年获利100多万元。
驾驶着价值20多万元的“SUV”，卢青年说，“农村路不好，开着这个下地，方便！”
从工厂主到种粮大户，卢青年身上的商人气息更加浓厚。他正是以一个商人的理念在经营他的 “庄园农业”，因此只要有更大的利润，他乐于将大面积稻田转包给蔗糖厂种甘蔗。
此外，从粮食生产到加工再到产销，卢青年一手掌握了几乎所有环节的利润。而商人在粮食销售环节的大量抽水，正是刘进良一直反感的。
“平均每百斤粮食，贩子可以赚10到20块，到普通老百姓手里却只有1到2块。他们赚得太多了！”坦陈曾通过贩粮食赚了一笔的刘进良说。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张云华博士看来，种粮大户有时也会不种粮。“只要比较收益高，他们就种经济作物，比如种蔬菜。”他说。
他表示，事实上，“有些 (种粮大户)就算上了规模，比较收益也不高。”
刘进良目前就属于这一类。他反复表示，他看重的是几年之后。但是，5月底在益阳市里开种粮大户会议时，市领导表示国家肯定要对粮价进行控制，这让刘进良感到有些灰心。
回家后的第二天，他把自己锁在卧室里算账：“今年到现在一共用了83042.32元。”他说，“我看这个形势对我们农民很不利。”
卢青年却早就看清了形势。“粮价再涨还是跟不上生产资料涨价。”他说。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卢青年从去年开始就有意缩减了粮食种植面积，大部分地被转包种甘蔗。
在洞庭湖区，甘蔗、苎麻之类的经济作物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普通农户的田地里。
“够自己吃就行”
夕阳西下，微波荡漾的湖边，几头老水牛在饮水啃草。尽管机械化在种粮大户中间已颇为普及，但水牛仍然是普通农户难以舍弃的生产资料。
如今，即使是这种古老的耕作方式，也是当前政府求之不得的。在益阳农村，许多人家门楣上挂着 “光荣农户”的铭牌，金光灿灿地很显眼。
在欧江岔镇合亿村，村民老汤家的两层小楼围在一个小院子里，前有池塘，主人卧室装上了空调。老汤正在将一台崭新的新飞冰箱抬进家门。过一阵子，在广州市番禺区一汽车配件厂打工的儿子和准儿媳将要回家结婚。
平常，老汤自己也在省城长沙一个工地上干活。儿子和准儿媳虽然还是农村户口，但是都不愿意回来种田。现在，家里就只种了两三亩口粮田，“够自己吃就行”。
像老汤这样的村民，代表着当地绝大多数农民。欧江岔镇朱洪村村支书陈芝南说，现在村里种田的少，打工的多，在家的都是50岁以上，打工没人要的。
近几年粮价涨了，但是老汤仔细算下来，各种成本涨得也很惊人，所以他坚持将家里剩余的田都给刘进良承包了。
就在卢青年第一次靠承包土地尝到甜头的2000年，朱洪村进行了最近一次的分田到户。陈芝南说，没有人愿意要，后来只好按户强行分下去。
总体上，老汤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他似乎从未想过要去模仿卢青年或者刘进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筹不到钱。
刘进良从当地农信社贷款，月利率达到12.6‰。相比之下，老汤儿子生产的配件组装成汽车，城里人购买时贷款年利率仅7%左右，有的甚至免息。换算下来，前者多出后者逾倍。
张云华认为，目前直补对农民种粮还是有促进作用，但要刺激农民积极性还是要靠市场。
聚在老汤家喝油麻茶的乡亲们说，粮价要是涨到1块5甚至2块就好了！现在，每斤优质稻在湖南售价约1.15元。听说乡亲们的这个愿望，卢青年哈哈大笑，他转眼间就算出他的“庄园农业”如此将产生怎样的利润率：恐怕得有70%到80%！
“农民种粮看粮价，但粮价关系到CPI，两难，目前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张云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