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种种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地满足着，即一天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鲁迅
谨守口的，得保命；张大嘴的必须败亡。——《旧约··申命记》
再让我们回头来反观我们的民族繁衍过程吧，千百年来，做为一个泛神化的国度，中国民众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非常复杂的神仙系统，诸如佛教、道教与五斗米教、观音菩萨与送子娘娘、基督与二郎神等。但我以为，在中国延续历史最长、同时在千百年百姓的生活中起到范式化作用最多的怕要算是人们对“天”的尊崇与禁忌了。而这个“天”，几千年来也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文化和民众心理的嬗变。
中国的文字都是充满玄机的智慧符号。首先，从象形文字的字面意义来讲，“一加大为天”，直译应是天者，第一大也。而在悠长迭荡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对天的祭祀与膜拜也随处可寻：1899年，湮埋三千多年的古老文字偶然从河南安阳殷虚中的十五万片甲骨卜辞中凸现，始祖们向“天”祈求风调雨顺这类的丰富遗存信息开始为人们所知；而商汤伐夏桀时所言的“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和《诗经·雨无正》中“浩浩吴天，不骏其德”更进一步地定义了“天”的至高无上和绝对威权。
至于历朝君王祭天拜天的掌故，更是充盈典籍，就连少数民族的口碑传承中，天、天父、天母、天皇、天鬼、天神等都随处可见，他们在繁衍发展中也逐渐加入到中国汉民族崇拜苍天的崇信序列之中了。
而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天”更是未知世界的主宰和公正道义的化身。平时遇事发誓赌咒：“谁说谎就让天打五雷轰！”、“谁骗人就天诛地灭！”、 “头顶三尺有青天”等便是一定程度上的诚信保障。而在高台教化的古装戏中，剧中那些遇陷受屈的主儿，一张口就是：我叫一声天哪天哪或者指天发誓，足以见得千百年来“天”崇拜对中国百姓日常生活的浸淫。而做为老百姓一直以来逢年过节必要祭拜的祖宗牌位，其上面全都是整齐划一的以“天”字打头的：天、地、君、亲、师，仅此人们对天的崇信和“天”崇拜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可窥一斑。
再让我们回到几千年间建立在填不饱肚子的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上的“民以食为天”上来吧：千百年来在老百姓中口口相传的俗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或“开门五件事”（吃、喝、拉、撒、睡）中，吃都占据着首要地位，而那则近乎笑话的两人在厕所碰面相互都要问声：“吃了吗？”的段子更是把民谚中“俗话就是实话”坐实了。监狱里的死刑犯们，不知多少年延续至今的临刑前那句：死了也要做个饱死鬼！的吆喝更是把“吃”的问题推到了人生的极致。
既然老百姓已经用自己的生存经验将“食”与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宗教形式“天”崇拜相齐并论，况且“吃”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委实也起过不可小视的作用：
史载，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要出任地方长官，临行前向孔子请教治理政事的方法和秘诀。孔子说：“曰食，曰兵，民信之矣”。
《老子》第十二章也有记载：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
楚汉相争，战到第四个年头的一场战役中，刘邦的军队退到荥阳（今河南省信阳）一带。这里是当时的战略要地，附近的敖山上有秦朝遗留下来的粮仓。项羽的大军围攻荥阳，刘邦恐怕抵挡不住打算撒退。刘邦的谋士郦食其（音力异基）当即反对，他说：“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敖山粮仓储藏了大量粮食，放弃了荥阳，也就放弃了敖山粮仓，对战局非常不利。”他劝刘邦立刻进兵，攻取荥阳，坚守粮仓。刘邦认为郦食其的说法有道理，采纳了他的战略最后打败了项羽，做了开国君主。
鼎盛的“贞观之治”的开创者唐太宗深知获得民心的重要。《资治通鉴》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长安地区出现了蝗虫，太宗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看见蝗虫就抓住了几只，愤怒地说：“百姓视粮谷为生命，而你们却吃了它们，宁肯让你们吃了我的肺肠”。举手想吞掉蝗虫，身边的人劝谏道：“吃脏东西容易得病啊。”太宗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要躲避灾难？”于是便吞噬掉蝗虫。唐太宗在《务农篇》中还说：“夫食为人大，农为政本”。籍此杀兄逼父的李世民在青史上得“千古明君之誉”。
清代乾隆帝治国之道的核心也是“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历代帝王诗词》），故而其在清史中也是个了得的“真龙天子”。
再如“民国之父”的孙文，在其青年时代的《上李鸿章书》中就明确地提出 ：“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
比历史上这些明智君主和能臣精英更能领悟“食”对老百姓的重要性和诱惑力的人，就要数那些竖旗造反的农民首领了：
如果尚在田头卖苦力的陈胜、吴广在鼓动起义前所发出的“苟富贵，无相忘”的相互承诺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明朝末年以“闯王”之名炽热一时的李自成，可谓深灸个中三味：在他羽翼渐丰、进而进军河南时，就命令手下士卒四处散布“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明季北略》卷 23）的歌谣，也就是这首风靡一时的歌谣中最通俗易懂且直指人心的“吃他娘”和“不纳粮”才拨动了崇桢制下“国统区”百姓们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最终逼得崇祯在北京景山的歪脖树上“吊了挂面”。虽则冷静下来谁都明了，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不征税催粮这个理的，可这种“灯下黑”式的蒙骗成功个案更是一个相关 “食”之重要性的有力佐证。
太平天国洪天王的《天朝田亩制度》中设计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无人不饱暖”，虽说是一套唬人的空想式的公有制和平均主义，可刚打下几个小县城，洪天王自己就八妻十妾的享淫乐，但这套“同吃同穿”的乌托帮式的口号，在把洪天王抬到南京去座草头王的过程中，还是起到不可小视的作用。
纵观历史，对“吃饭问题”的重要性认识最清楚的莫过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泽东了。他在被父亲毛顺生当众骂道：“这个家伙真是好吃懒做！！”（见毛泽东与安娜·刘易斯·史特朗对话）不过几年后，毛泽东便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提出了“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这足以看出，初出茅庐的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实际的问题，即中国农民的生存境遇和心理结构是何等的明白。也正是籍于此，毛泽东不但能用星星之火把蒋介石烧到了台湾,而且在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中也是稳操胜券。
综上所述，既然满世界的老百姓一直都把食物当成无尚崇高的天一样的尊敬，而“吃”或者说是“食”在我们的历史进程中又起着载舟覆舟的重要作用，那么在人们已经开始在火星上打洞的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食品安全的现实究竟又是何状况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