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销“禁酒令”等于鼓励腐败，但实施“禁酒令”未必就能遏制腐败。所以酒类企业感觉委屈而对“禁酒令”不服气，其实还有一个不能挑明了说的理由：既然公务招待(公费吃喝)是官场潜规则，反正是公款，为什么歌厅能赚、酒店能赚、洗脚城能赚、烟厂能赚、他们酒厂就不能赚呢？——李斌
今年1月，河南信阳市隆重出台“禁止公务人员在工作日中午饮酒”，尽管有信阳市委书记王铁8月透露此举令该市半年节约酒水费4300万元的政绩宣示。但是公众对于该“禁酒令”的成效和实质仍然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而从“河南酒类企业欲申请撤销公务员禁酒令”(《河南商报》12月27日)的新闻引发的反应来看，形势可谓急转直下。网友们如同吹响了大敌来袭的“集结号”，准备跟这些无耻商人的险恶用心作坚决斗争。
一言以蔽之，似乎还是伟人他老人家的教导来得靠谱——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然而，事情应该以这样简单的形式起变化吗？
有消息说，信阳颁布禁酒令后，当地酒厂的销量下降了1/3。仅仅是中午禁酒，仅仅是针对公务员，就让酒类企业作失魂落魄的丧家犬状。按照这样的逻辑：端掉公务员的酒杯，就等于端掉了酒类企业的饭碗。所以酒类企业认为，信阳市出台“禁酒令”要考虑相关利益人的利益，特别是酒类企业的意见。这种说法假如不作价值评判，说起来还是符合商人的逐利天性的。
问题是，公务员消费酒杯里的液体，是他们自掏腰包的吗？“公款吃喝拉动经济”、“公务员是内需的最强大推动者”的说法，其实不只是笑话那么简单。公务员如此强大的消费能力，源自全体纳税人的公款。也就是说，他们要极力维护的因“禁酒令”受损的利益，其实是建立在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受损的基础上的。所谓的税收大户，其实是国库消耗大户。因此，站到了纳税人利益对立面的这些酒类企业，那就是公众的“敌人”。在这个意义上，禁止公款吃喝或公务员接受企业宴请，对酒类企业才是最大的利空——打在腐化公务员身上的大棒，才会疼在酒老板的心上。
酒类企业不去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进一步开拓市场，却把企业的发展前景寄托在利用政府的管理漏洞和部分公务员的腐败上。这种荒诞逻辑，可谓对“革命的小酒天天醉”顺口溜的天才再创造，看那架势，简直恨不得所有的公仆都陷入集体的狂欢，至于是否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公仆腰粗肥肚，喝得农民走贫路。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进而言之，这其实是对当地公务员的一种侮辱，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公务员就是腐化的酒囊饭袋。
尽管对这种利益诉求斥之为厚颜无耻、肆无忌惮并不为过，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是循着正当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在法律的平台上进行相关的利益博弈——他们准备采取的博弈方式，是向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省政府法制办反映，要求修改或撤销这一规定。至于他们会不会采取一些摆不上台面的公关手段，来“勾兑”、“摆平”相关的立法、仲裁、决策者，则已经是司法范畴的事情。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公众在酒类企业明显不合理不正当的利益诉求面前也如临大敌。说明酒类企业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在公众面前还是拥有相对强势的话语权。他们敢壮起胆来与政府意志叫板，什么向着自己的建议都能提出来。而普通群众很多时候连最基本的利益诉求也缺少表达通道。
回到敌人反对的我们是否就要无条件支持的话题。撤销“禁酒令”等于鼓励腐败，但实施“禁酒令”未必就能遏制腐败。前述王书记表示“用这些钱(4300万)可建四五十所小学”却遭到公众质疑，理由很简单，就是这些节约的钱不代表就能真正用到实处，而可以奢侈挥霍在其它地方。所以酒类企业感觉委屈而对“禁酒令”不服气，其实还有一个不能挑明了说的理由：既然公务招待(公费吃喝)是官场潜规则，这个公务用酒无论下不下禁令，总是要喝的，反正是公款，为什么歌厅能赚、酒店能赚、洗脚城能赚、烟厂能赚、他们酒厂就不能赚呢？
而这一点，公众在一边倒地捍卫“禁酒令”之时不得不察。节约用于公务招待(公费吃喝)上的开支，渠道和手段不应该局限于一纸“禁酒令”。我们应该关注在“禁酒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配套措施齐头并进。归根到底，不健康的官场酒文化来自于宽松的财政制度与心慈手软的问责制度，管住小金库，控制招待费支出，审计招待消费等级，堵住集体腐败，才是政府更应该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