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公众认识误区
《时代信报》：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对于经常引起大家“恐慌”的动物激素、致癌物质、病菌，该如何对待？
夏永鹏：近年来，新闻监督与政府监管相互促进，这是好事。但是我认为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说新闻媒体对食品安全的报道，往往缺乏一个科学的评价，反而会给民众带来恐慌情绪。
“黄鳝用避孕药养殖”、“鸭子一个月毛还没长齐就可以卖了”……这些问题食品经媒体报道后，客观上为老百姓带来了“心理恐慌”。因此经常有熟人问我，“老夏，还有什么能吃的？”
《时代信报》：到底上述这些问题食品对人体的危害有多大？
夏永鹏：我认为，人们大可不必恐慌。首先，建国至今，人类平均寿命在逐渐延长，这是人类社会对食品安全一个可以参考的现实结果。其次，人们认为绿色食品是指食品在生产过程中什么激素、农药都不使用，这是不准确的。
假设什么都不使用，可能今天我们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就不是“吃不好”，而是“吃不饱”的问题了。国内如此，国外同样如此。
比如国外养殖三文鱼时，同样也添加生长激素。不过在三文鱼即将上市前，他们会停止激素的使用，并每隔几天就给鱼检测一次。一段时间后，鱼体内的生长激素就消失了，通过洗脱期、代谢期和严格的标准监测，实际上这种鱼上市后也属于绿色食品。
这和吃药是一个道理，人吃药、打针后，过段时间再去检查，体内基本上就没有药物残留了。
那么，到底吃什么好呢？我建议，一定要把食物煮熟后再食用，即使食物里有生长激素、药物，也大都是高分子物质，不耐高温，煮熟后就没有了。吃凉菜一定要确保卫生，因为凉菜未经过高温蒸煮，极易导致感染。
《时代信报》：对于“苏丹红”之类的致癌物质呢？
夏永鹏：这里需要明确一个观点，致癌物质和患癌症是不能画等号的。
烟里面含不含致癌物质？但是为什么还有人抽烟？腊肉里面的焦油也是致癌物质，人人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吃？并且这些人是不是都患了癌症？
其实类似于烟、腊肉中的致癌物质，我们生活的环境到处都有，并不是人人都患上了癌症。致癌物质只是外因，遗传等自身因素，才是起根本作用的内因。
同时，是否致癌还有一个食用的量的问题。在我国的食用标准中，对大量的可能致癌物质都做了严格的量的限制，因此大可不必谈之色变。
《时代信报》：对于如“禽流感”之类的传染病菌呢？
夏永鹏：我国重视对一些动物疫病的控制，并高度关注可能导致对人的感染的可能性，这是责任政府的体现。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让动物产生疫病的病菌，要让人类同样感染患病，并进一步在人群中形成流行病，这是非常困难的。
比如禽流感、人—猪链球菌，到目前为止除少数个体的感染外，并没有导致在人群中的流行。同样，像我刚才说到的，尽量不生吃动物肉，凉菜保证严格的卫生条件，这也是人类避免交叉感染最好也是最简单的措施。
政府部门应主动加强与媒体的沟通、合作，把正确、科学的信息传递给公众，正面引导公众理性消费。就像今天我和《时代信报》的沟通，这种方式很好，也是我们加强这方面工作的一种体现。
食品安全
多龙治水难以治好
《时代信报》：目前，在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您多次呼吁食品安全急需新的立法，原因何在？
夏永鹏：立法是最根本的问题。建国以来，我国涉及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至少有8个。在经历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社会背景后，监管对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计划经济时期及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监管对象主要是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当时的条件下，企业一般不会为谋取最大利益而缺失社会责任和诚信。而在今天，多种所有制的企业并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一些企业为了生存和谋利，不惜牺牲产品质量安全，严重缺失社会责任。
同时，由于历史原因，食品安全的立法来自于多个部门，这就造成了食品立法主体“政出多门”、“多龙治水”，难以治好。这样的法律框架，导致和食品安全相关的部门很多，有执法权的就有农业、卫生、质监、工商和商委五个部门，各管一块。
《时代信报》：多头监管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夏永鹏：部门立法大都带有不同程度的部门利益色彩，职能相互交叉，行政效能亟待整合和提高。
2003年，国务院就这个问题，决定在上述五个部门之外，确定一个部门来牵头协调此事，最终确定了由原药品监督管理局来承担。于是，在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04年，我市也在原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之后，我市又专门成立了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以此来解决行政监管效能不高、信息亟须整合的问题。较之2003年以前，我市的食品安全监管在整合行政资源、提高行政效能方面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目前，全国人大正着手起草一部《食品安全法》，该法出台有望改善食品安全监管的行政效能，进一步解决食品监管问题。
《时代信报》：食品监管难，是不是和小企业较多有关？
夏永鹏：这是造成食品监管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据不完全统计，我市目前注册的食品加工企业有6880多家，但80%的企业注册资本在5万元以下。食品工业还没有形成规模，产业化水平不高。
在农产品生产上，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大量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粗放使用，导致对农作物的农药、食用动物的激素、药物的投放控制较难，给监管带来一定的困难，食品安全源头现状不容乐观。
药品安全
上市后监管亟待加强
《时代信报》：说了很多食品问题，齐二药、欣弗等药品事件之后，如何让民众对药品有安全感？
夏永鹏：齐二药和欣弗事件，反映出了个别生产企业诚信缺失和生产不规范，也反映出监管存在一些漏洞。
但对于药品，还是那句话，“是药三分毒”，所有的药品都是不完美的，人们对药品的认识，也不是通过上市前有限的实验就能解决的。青霉素从发现到现在80多年了，然而人们对青霉素的副作用，如过敏反应的认识依然不够。
发达国家特别重视药品上市后的监管。而在我国，2002年才开始正式实行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制度。
以前为什么没有实施？主要因为企业不会主动报告其生产或销售药品的不良反应和伤害事件，因为会影响其销售；医院由于医患关系紧张也不会主动报告，否则会带来索赔和诉讼。
2002年，国家从法律上强制要求企业必须主动报告。同时，也对企业实行了法律保护，明确规定报告不能作为诉讼的法律证据。下一步，我们可能对医院也要作出同样的法律要求和保护。目前，我市已建立起从市、区县到企业、医院的三级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网络，并通过互联网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完整而快捷的报告体系。
齐二药、欣弗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发现的，在2002年以前，没有实施严格的不良反应监测制度之前，我不敢说我们国内就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在未来10年，我预测将会是问题的凸显期，有可能还会出现这样的事件。因此，政府应建立健全不良反应监测制度，社会各界应该对类似事件的发生有一个全面理性的认识。
创新体制
食药监管也要城乡统筹
《时代信报》：针对以上问题，您认为应如何破解监管难题？
夏永鹏：目前，农村地区食品、药品行政监管力量薄弱，导致农村成为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多发地、消费的受害区和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的集散地、产生地。
针对食品监管，市人大去年讨论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的决定》；药品方面，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监管工作的意见》，目的就是要构建一个覆盖市、区县、乡镇和村的统筹城乡的三级监管和四级管理网络。
目前，我局已按照市政府的要求，将我们的七项执法权委托给乡镇政府，实现了乡镇一级覆盖率达到100％。
下一步，我们首先计划通过5年时间，建立一支统筹城乡的食品药品监管队伍；其次按照“政府负总责，监管部门各负其责、企业是第一责任人”责任体系的要求，构建一个统筹城乡的责任、责任考评和责任追究体系；三是进一步探索统筹城乡的监管运行机制。
国务院最近颁布了《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构建了“各级人民政府负总责，部门各负其责，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体系，对各级政府、相关各职能部门和企业的责任进行了严格界定。
相信随着《特别规定》的出台，在未来的几年中，食品药品安全现状一定会得到有效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食品药品安全权益一定会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