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澄湖现象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当第一产业的回报高过其他产业时，如何来平衡农民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在地区性农民集体富裕后，政府以及农民内部如何来玩巨额利润下的公平游戏？
蟹的传奇
昆山是“江苏的东大门”，在上海与苏州之间，东距上海不过50公里，昆山人爱把自己的地界称作“上海人的后花园”。阳澄湖水质最好的东边湖面属昆山市，以阳澄湖东岸的巴城镇名气最盛。
8月底的巴城镇看上去更像一座空城，正等待大闸蟹的成熟。四车道的漂亮马路以及路边奢华的各式度假村，显然和小镇六七万常住人口的规模极不匹配。2003年沪宁高速公路在昆山市开了个出口，为了应对越来越多从上海到昆山的吃蟹人。因不断聚集的人群还是会在旺季堵路，2006年又直接在巴城镇开了个出口。吃蟹这个盛大而持久的节日年年上演，支撑着全镇1/3人口的生计。去年以上海人为主的外来消费达到30万人次，是镇子人口的5倍。
在农民们的养殖区域内，这几天大闸蟹们正在最后一次脱壳，等待9月20日的上市。3月20日投苗的螃蟹们现在到了最关键时刻，如果管理不当，大闸蟹很容易死亡，以目前的市价，农民此刻稍有闪失，一年的收成便大打折扣。
蟹平时只喂些粗饲料，8月底贩卖饲料的经纪人将东海的小鱼成吨运到湖边，一亩水面每天要投4.5斤小鱼做精饲料。即使这样，村庄也显得很安静，“村里白天基本看不到人，大伙都上班去了”。养殖户只用下班后17点到19点给螃蟹喂一次饲料。从9月始，会有成批的上海经纪人到村子里收螃蟹，每天太阳下山后，便有不少成熟的蟹从湖里往外爬，农民们只用1小时就能抓完十几亩水面的蟹，按不同规格的价格当夜卖给经纪人。这样的日子要从9月末持续到春节前后，价格将越走越高。待到春节的高潮过去，农民们便相约出外旅游，把这一季赚来的大把钞票换些城里人时兴的享受。休息过后，3月份螃蟹投苗期又来了，再开始新一轮忙碌。
大闸蟹的兴盛是近十几年的事，农民们回忆，“谁会想到，原来最贱的东西现在最值钱了，螃蟹、甲鱼以前可没人吃的”。62岁的巴城镇武神潭村村民王凤生说，上世纪50年代的大闸蟹，孩子们晚上撒网下去能捉一大堆，弄到城里只卖4毛多1斤。那年头大米每斤卖一毛六到一毛七，猪肉7毛多1斤。在人工养殖发展前，阳澄湖的水异常清澈透亮，“晚上举个灯，一眼就看到湖底，小鱼小虾都清清楚楚的”。
按照官方说法，1984年阳澄湖地区成功解决了蟹苗人工繁殖，在当时还只是“几个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捣鼓的东西”，真正普及，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阳澄湖近18万亩的水面如今在行政区划上完全隶属苏州市，阳澄湖渔政站第四分站站长张根林说，整个阳澄湖属东边水质最好，平均水深在1.6米～1.7米，阳光能直射到水底。湖底平坦坚硬，水草丰富。
住在阳澄湖中莲花岛上的施金松，1994年东挪西凑外加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凑足了10万元开始养蟹。只有1200多人的莲花岛方圆仅1.6平方公里，四面都是湖水。岛上人们种田谋生，包产到户后开始种植蔬菜水果，然后用各家12马力的柴油船，顺着阳澄湖一直往西运到苏州去卖。一艘船拖上五六千斤蔬菜，行情好的时候只能挣四五百元。
决定投入巨资养大闸蟹，是因为信息封闭的施金松听从太湖来的亲戚说，太湖那边养蟹的农民都发大财了，岛上还有十来户人家于是和施金松一起做了人生最大的决定，“那年头10万元能盖好几栋两层楼房了”。大闸蟹的卖价在1994年为每斤110～120元，当年施金松便赚了4万多元，“以往10年才能赚这些钱啊”。
在小岛上的居民发财之前，阳澄湖东湖上的渔民和沿岸农民，早就看到了商机，阳澄湖水面被迅速“画地为牢”。大闸蟹行情一路狂飙后，2002年左右价格基本稳定下来，每斤螃蟹出水价为100元左右。粮价行情最高时候，一亩地才收益600多元，养蟹每亩水面却能有2000～6000元不等的收益。于是养大闸蟹逐渐成为当地多数农民的主业。
渔业村变迁史
50岁的张宝明在巴城镇美食街上开了一家吃蟹的船舫，所谓“蟹舫”，其实是一条100多吨的大水泥船，两层楼500多平方米的豪华餐厅建在船上。船停泊在岸边，船尾的露天餐区直接连在湖面上。张宝明如今有三个身份:巴城渔业村的渔民、巴城镇旅游公司综合经营办公室副主任以及巴城镇蟹业协会的副书记。马上到了大闸蟹成熟的季节，张宝明忙着修葺蟹舫，一些远方客户开始向他预订螃蟹了。
一直仰赖阳澄湖生存的，正是湖上世世代代的渔民们，渔民们组成的村子叫做渔业村。就像田地属于种地的农民一样，湖面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是渔民谋生的来源。张宝明从小一家9口人生活在不足20平方米的渔船上，“生小孩、吃饭、大小便，无论大事小事都在这条船上”。他所在的巴城渔业村有200多户近600人，在1962年当地政府给渔民们修建平房之前，渔民们在岸上既无田地也无房屋。
但是大闸蟹首先完全改变了渔民的世代命运。在大闸蟹卖出高价前，阳澄湖边的村庄与其他地方无异，种田农民的生活远好于渔民。大生产的年代，渔民捕捞鱼虾是为了上交给国家挣工分，“只有权利捕、没有权利吃”，只能统一上交后，再用挣来的钱从市场上购买。对于湖边种田的农民来说，也不能用粮食与渔民进行交换，渔民的粮食由国家统一供给。
阳澄湖大闸蟹的名声，其实早在1972年就打开了海外市场，作为外贸出口产品，在香港极受吃客们的追捧。计划经济年代，阳澄湖大闸蟹通过国家的水产公司，统一出口给香港。那时湖内水草鱼虾丰富，大闸蟹不需要人工喂养，渔政局采购蟹苗后放到湖里，到成熟季节再让渔民捕捞上交。野生大闸蟹“放在玻璃上能爬，非常强壮，也不会缺脚”，公的约半斤重、母的大约4两多。张宝明记得，“卖到香港能换一块电子手表，可不得了”。由于蟹放养在湖里与一般人也并不产生经济关系。
渔民们“包产到户”后有了各自的水面，但是这种水面划分和平衡迅速被大闸蟹的兴盛打破。拥有水面的渔民很快成为最先致富的人群，从最底层进入了农业人口的最上层。巴城镇渔业村早在1986年就出现养蟹的人家，一年有十几万元的收益，到了1997年全村200多个劳动力已经全部养蟹了。如今整个巴城镇资产上千万元的老板也有，“四五百万元的老板也有，100万元以上资产的太多了”。湖边村庄依据距离湖面的远近，经济水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渔业村首先致富，紧挨湖面的村庄次之，离湖面较远的村庄最后开始内塘养蟹。
核心资源的争夺
对资源的占有直接意味着利益争夺。巴城镇蟹业协会会长龚炳龙记得，1988年他做水产批发生意时候，见过一个外地老板来阳澄湖“探宝”。这位老板花10万元建了一个非常长的“地龙网”，从阳澄湖东岸湖底一直通到西岸湖底，“一晚就捞上来8吨鳗鱼，3天就回了本”。这种涸泽而渔的做法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少警觉，因为“甲鱼、鳗鱼、螃蟹在当地都不是稀罕的东西”。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花几万元成本养殖大闸蟹变得非常普遍，急于让农民富裕的各级政府开始鼓励农民大量养蟹。像张宝明这样的渔民，本身无多少积蓄，在政府的鼓励下轻松取得贷款，养蟹的利益很快使借贷款机构有了回报。巴城镇渔业村在1991年划分水面的时候，与农民分田类似，18万亩水面对于周边农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于是每家分得的水面相当大，从100亩到1000亩不等。据资料统计，在1998年到2000年，一般渔民的年收入就能达到10万元。
苏州市阳澄湖渔政站第四分站站长张根林说，当时的阳澄湖属各县市分块管理，收益也归属各地财政。比如张根林所在的第四分站，将水面划给前来承包的农民，每亩水面收取150元，上交地方财政后返还一部分给渔政站作为创收收入。“阳澄湖已经变成金矿，渔政部门当然愿意广收钱财，只要你愿意来，我就批网围养殖许可证”。于是湖边原本种田的村子，村民们看到利益迫不及待加入了养蟹行业。阳澄湖东湖的渔政局还跑到外地去招商引资，吸引阳澄湖西湖边贫困地区的农民来承包水面，“有一年招来了27户”。
2002年阳澄湖上的网围养殖到达最高峰时候，张根林说，“网围弄得湖面像巨大的蜘蛛网，农民在网围间留下极窄的水道，供自家小船去投食，大一点的船根本开不进去”。原本一望无际的阳澄湖变成了巨大的迷宫，到处插着毛竹和网子，“若是没有经验的渔政管理人员，这船开进了网围就出不来”。苏州市阳澄湖渔业管理站站长杨维龙提供的数据是，2002年网围占去了14.2万亩。
就在阳澄湖的水面划分即将失控时，来自城市人的压力使利益争斗出现了一种平衡力量。阳澄湖是苏州市区、昆山市及沿湖村镇近百万人的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昆山市“人大”、苏州市“人大”的提案一直将阳澄湖水质保护放在重要位置。昆山或苏州传导下来的外来力量，基本不参与大闸蟹的利益分配，这种力量因独立又占有更上层的行政权力，使得他们主导的阳澄湖整治工作能顺利展开。
阳澄湖的水质在2000年以后明显恶化，当时管理部门已经意识到“说不定哪天阳澄湖会爆发蓝藻”。在阳澄湖东面与之相通的傀儡湖向来水质好，昆山市自来水厂的取水口也有建在傀儡湖的。但上世纪90年代中，傀儡湖大面积爆发蓝藻，直接原因是周围农民大量在湖里放置一种叫渔簖的捕捞工具，将傀儡湖与阳澄湖的通道几乎堵塞。2001年的时候苏州渔政部门组织一批干部去香港地区考察，发现香港时代广场的饭店已不愿挂“阳澄湖大闸蟹”的招牌，“我们问老板原因，他们说阳澄湖的大闸蟹现在个子小、肉质也差了，所以生意人含糊了一下概念，打出了‘江苏清水大闸蟹’的招牌”。
阳澄湖渔政部门深受触动，回家后立即向市政府汇报，希望引起重视。2002年，苏州市以政府名义下文，把整个阳澄湖的管理权统一上收，成立苏州市阳澄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张根林说：“在成立大会上，当时的市长把财政局、人事局等各部门一把手叫来，将我们这些渔政管理人员转成公务员待遇，工作关系全部转到苏州市，不再有创收任务，可见当时市里头的决心之大。”
在整治开始的这一年，阳澄湖大闸蟹的质量也几乎跌到最低点。回头看，阳澄湖的整治在它的生态恶化到一定程度后及时展开，于是2002年成为阳澄湖管理思路的一个分界线。之前沿湖各级县市拼命发展网围养殖，靠湖面卖钱;之后苏州市开始统一压缩网围，解放湖面。农民们虽然是被动地接受调整，但大闸蟹的行情起伏也让他们很快意识到，养殖业毕竟是依靠自然资源的第一产业，一种源自农民内部的平衡需求从底层滋生了。
利益重新分配方案
2002年苏州市整治阳澄湖水面的规定，直接措施就是要压缩网围养殖的面积。但是对于已经交纳了管理费并且从中获得巨额利润的农民来说，谁的利益应该得到保护，谁的利益又该做出牺牲呢？事实上，在市政府整治之前，农民内部平衡利益的一些做法已经实行。
面对能产出巨额利益的水面，农民们选择了他们认为最能保障公平的原始做法??抓阄。1994年莲花岛的施金龙和十来户邻居一起养殖大闸蟹，当年就见到了效益。到了1995年，村子几乎家家户户都利用在湖中的优势，天罗地网地抢占水面了。1996年村里就出现了平衡措施，养蟹的200多户人家每家出一个代表，大家划船重新划分水面。用一根100米长的绳子，按照30亩一块的面积划出200多块湖面，然后用抓阄的方式每家认领一块。“有的地段好，有的地段差，但是大家抓阄得到的结果，心里都服。”
回想网围养殖的出现，曾经也是政府大力推行的一种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在发展中不断寻找动态平衡。1985年底中国水产市场价格放开，1986年后各地开始陆续给渔民分水面。江苏的苏北地区有几个湖泊搞人工养殖获得成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高额的经济效益使得这种模式获得推广。江苏省渔政局曾经发文要求各个湖泊都搞网围养殖，“一定时期对于提高水产品的数量起到了作用”。1992年，结束了“大水面”的模式，个体经济兴盛的渔民各自画地为牢。
1985年以前，每年到了9月28日的开捕季节，办好许可证的渔民进到阳澄湖捕捞。那时候每条船有捕200斤大闸蟹的任务，政府的水产公司以每斤2元的价格收购。渔民如果捕到200斤以上，就能以每斤15元的市场价格卖掉。
政府2002年的整治思路是搞平均主义，比起20多年前吃大锅饭的无产者的均衡利益，此时的平均主义成为制衡巨额利益的一种选择。以阳澄湖东湖沿岸的村庄为例，政府将所有非渔民清理出场，然后核定沿湖三个渔业村的户数，最后按照每户30亩水面来平均分配。
为何每家分给30亩水面？苏州阳澄湖渔政管理站站长杨维龙说，30亩的数字既咨询了养殖专家的意见，也结合阳澄湖养殖实际。当了10年分站站长的张根林，早年曾亲眼看见3个外地大老板来阳澄湖投资，却以倾家荡产收场。一个从南通来的老板投资了800万元，承包3000亩水面，但是水面过大难以管理，一旦有蟹弄破了网围，其他蟹会跟着成群结队地逃走，而“小面积养殖的很少出现亏损”。管理部门更重要的一个思路是:在同样大小的水面中，尽可能多地解决专业渔民的生存问题。“在2002年前只要出钱就可以承包水面的时候，一些渔民因资金不足被挤了出来，没有了吃饭的资本。”整治的第一原则便是，所有非渔民毫无条件地退出阳澄湖水面，政府给予适当的设施和人工补偿。
今年6月太湖蓝藻大规模爆发后，苏州市委、市政府要求阳澄湖进一步压缩网围。杨维龙说，过去5年的整治已经压缩了6.14万亩水面，计划今冬明春再将网围养殖水面压缩至3.2万亩，不足2002年高峰期的1/4。最新思路是让阳澄湖渔政站第三分站试行新模式，将现有网围全部拆除，然后划分成更大水面的网围（比如100亩为一个单位），让资金雄厚的大老板进场，给原来占有水面的渔民分红。“类似于股份合作，这样政府更容易控制养殖密度，而不是让每个渔民都占一块，把阳澄湖切成碎片了。”类似于种田大户的养殖大户，有可能在政府新一轮利益平衡中出现。
苏州计划将阳澄湖的水面养殖压缩到3.2万亩后，其余水面开放为自然养殖，政府在开捕季节给渔民发放捕捞证，把渔民的权利压缩为捕捞而不是人工养殖。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在将阳澄湖的资源绝对开放后，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管理方式，“让所有的人都退出，这也是一种公平”。杨维龙还说，阳澄湖上游的工业污染也导致阳澄湖水质变差。“是发展工业获取税收还是保护大闸蟹经济？这对苏州市来说，是在更大利益上的一种平衡和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