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调查表明：在去年猪疫病发生后，大量农民放弃养猪致使今年猪肉货源骤减是肉价上涨的主因。
目前我国生猪养殖，散养户约占市场供应量的55%左右，规模养殖约占45%左右，真正集约化的大规模养殖很少。因此决定生猪供应的主要因素是广大农民的个体养殖。2003年以来，尤其是2003年后半年至2005年上半年，养猪盈利导致农民养猪户大增，生猪存栏、出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市场供应充裕，价格稳中略降。2006年上半年，由于猪链球菌病疫情等因素的影响，猪肉一度滞销，生猪价格低迷，养殖户出现全面亏损。为规避风险，养殖户不得不加大了出栏数，导致2006年5、6月间生猪价格暴跌，农民养猪积极性严重受挫，许多人不得不压缩存栏，甚至清仓转业。虽然2006年10月以后猪肉价格出现了恢复性上涨，但许多农民对于养猪仍然心有余悸，不敢饲养。一些个体养殖户说，当有疫情影响人们吃肉时，农民有猪卖不掉，即使能卖掉也卖不出好价钱；当病畜需要扑杀消灭时，政府只给一部分经济补偿，损失主要还得由自己承担。养猪赚不到钱甚至还要亏损，放弃养猪是农民无奈的选择。还有的养殖户说：粮价低的时候，国家出台最低收购价，保护粮农的利益；猪价低的时候，却没有人管。同样是农民，待遇不一样，谁还想养猪？在农民中，有一种普遍认同的说法是：“家有钱财万贯，带毛的不算”，形象地道出了养殖业的风险。
养殖业最大的风险就是发生疫情。去年部分地区发生猪链球菌病疫情，今年部分生猪主产区又发生猪高热病，造成全国猪源出现严重短缺。据业内人士介绍，全国总体存栏数减少率约在40%左右。
饲料价格上涨推动养猪成本增加也是农民放弃养猪的原因之一。调查结果表明，饲料价格近年来一直在涨，以山西正大有限公司的猪配合饲料为例，今年5月份出厂价为3550元/吨，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1.1%，比前年同期上涨了35.1%；猪浓缩饲料5月份出厂价格为3975元/吨，比去年同期上涨了3.92%，比前年同期上涨了26.7%。
流通环节出现垄断也是问题的症结之一。众所周知，为确保群众吃上放心肉，生猪均需经严格检疫、定点屠宰方可上市。资料显示：太原市某屠宰企业今年5月鲜冻猪肉的出厂价格为14000元/吨，比去年同期上涨72.8%，比4月份上涨10.8%。猪肉的质量关系百姓的食品安全和身体健康，管理部门采取“定点屠宰”等措施加强管理，确保群众吃上“放心肉”是责无旁贷的。但趁履行管理职责而进行垄断经营，获取高额利润，不仅歪曲了管理的本意，而且损害了消费者和生猪养殖户的经济利益，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基于上述思考，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国家集中资金，在不同的区域，建立大型种猪养殖企业，实现集约化规模饲养，培育优良品种的仔猪，带动周边农民发展育肥养猪是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据调查，生猪从配种、怀孕、生产到断奶需要6个月左右，育肥到出栏需要5个月左右。在规模化养殖场里，解决仔猪的品种、疫苗注射和源源不断的货源，而农民只需在育肥阶段投入。通过这种方法，既能保证猪的质量，又能带动农民致富。双方共同努力，增强了抵御各类灾害的能力，把风险降到最低。政府采取调控措施，补贴的重点应放在生产环节，保证充足的“源头活水”。
二、在积极发展规模养殖的同时，必须照顾到最广大的养殖群体——农民个体养殖户。对此，政府应该加大投入，调动散养农户饲养母猪的积极性。在养猪集中的乡镇，建立人工授精繁育技术推广站，帮助提高农民生猪品种的质量和养殖技术水平。采取经济补贴的办法，鼓励农民饲养母猪，以保证仔猪货源。当发生重大疫情或突发情况时，出台类似粮食最低保护价的政策，保护农民养殖户的利益。
三、采用必要手段控制中间环节的暴利。既要降低饲料销售环节的过高利润，又要降低屠宰和销售环节的暴利。坚决打击哄抬猪肉价格的违法行为，尤其是防止一些猪贩子、肉贩子故意进行虚假宣传，哄抬价格，扰乱市场的行为，防止肉制品经营者以及其他农副产品经营者借机搭车涨价，牟取非法利益。
四、必要时要适当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猪肉价格过高的涨幅，毫无疑问会影响其他禽畜类产品以及相关制品价格的上升，使得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增加。对于低保群体，必然会感到生活的压力。应根据消费价格指数变动情况，适时调整低保标准，使弱势群体不至于因为价格上涨，带来生活水平下降。
五、改革开放打破了原有的计划供应主渠道，但并不意味着不再需要相应的监控手段和预警措施。其实从去年以来的猪肉价格变动和生猪存栏变动中，就应该能“见微知著”地看到变化。如果有关部门能够提前预警，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次由于市场失衡导致的价格上涨，影响面就不会如此之大。因此如何通过“有形之手”，及时把握信息，制定相应的预案，显然还是政府有关部门的一大工程。（霍晓勇孙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