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连续从多宝鱼、桂鱼中检测出含有食物中禁用的孔雀石绿，为慎重起见，香港方面已全面停售40多种内地产杂鱼。与此同时，三个来自湖南的鸡蛋样本在香港被检测出含有“苏丹红”。北京“苏丹红”鸭蛋事件尚未平息，香港的桂鱼和“苏丹红”鸡蛋事件又使食品安全成了民众关注的焦点。
肉、奶、蔬菜、大米，再到蛋和鱼，我们聊以生存的普通食物最近几年频频被曝出问题。究其原委，很多都是农民为了产品销路好一点，价格高一点，而使用化学原料给这些食品加点“颜色”。从近几年经验来看，仅靠查、罚等行政手段，已经是防不胜防。那么，能不能以市场手段来让农民自觉放弃这些行为呢？
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几乎是世界上最为严苛的食品标准，它虽然将很多中国农产品挡在了日本国门之外，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受到一些启发。
中国也有自己的国家强制标准，但是并不高，也不严苛，它照顾了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吃菜要求，低成本低价格，但是相对高残留。同时还有一些商业标准，成本和价格会高一些，可以满足一部分人对低残留的健康追求。这个标准最大的功能是引导和提升整个产业结构的进步，使得一部分农民以种这种低残留的菜获得收入。但是这种商业标准并不具备权威性，实施范围也很小。
众所周知，生产出口农产品的农民由于要达到较高标准，投入相对较大，而农产品价格相对也较高。而这正符合我们发展环保型、低农残的现代化农业的需求。我们可以鼓励农民生产这种“出口型”农产品，之后转为内销。国家相关部门可以采用日本、欧洲、美国等等进口农产品的标准来检测这些“出口型”农产品，符合标准的农产品可以获得高定价，保证农民收入的同时，也灌输给了农民这样的概念：只有生产低农药残留的农产品，才能卖高价。无形中，农民考虑的方向就不是怎么给农产品加“料”，而是如何减“料”才能卖出去了。
可能会有人质疑，这样的做法会无形中提高菜价，加重百姓生活负担。其实这种做法是把农产品分出几个等级，消费者既可以选稍微便宜，但是残留稍高的农产品，也可以选择残留低、价格贵的农产品。只要把农产品标准细分，相信消费者都会接受稍微贵些的菜价，而回报则是更多的放心和健康。
当然，细分农产品标准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首先就是检测机构要值得信任，这需要国家相关部门以行政手段来控制。
其次就是如何知道多少人需要什么档次的农产品。只有按需种植生产，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农民利益，使他们不再去在化学药品上动心思。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参照出口的模式。农产品出口过程中，外贸公司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帮助农民把海外市场的需求搜集回来，再以订单方式将需求信息反馈过来，具体指导农民的生产。
我们也需要类似外贸公司一样的搜集内需的公司，把需求搜集完成并分类清楚，再把“规模内需”像“规模外需”那样配置给农民。不过，把中国城市里各阶层对不同品质农产品的需求一家一户搜集起来并不容易，但正因不易，这些信息的价值才高。而越来越发达的信息系统，像互联网、手机、电话等为这种信息搜集提供了实现的可能。
因此，解决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首先在于给中国农产品找到最佳出路，在内销的市场上用外销的质量控制体系来组织生产环节，“模拟出口”，不但能够拉动产业升级，还可以使农民最终自觉生产让人放心的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