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完全按照GMP认证体系去生产药品的话，是不可能出现假药事件的。”北京某药厂负责人很肯定地说。严格按照GMP认证体系，足以保障药品安全，矛头直指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相关人员操作过失。
“以是否为谋求暴利为分界线，可以认定齐二制药相关人员是触犯了生产、销售假药罪还是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曹子丹认为，如果被认定情节严重，两者最高都可能被判死刑。
“受害人可以选择起诉医院要求赔偿，医院得赔偿，不管医院最后是否被认定承担责任。”中京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晓滨律师在给受害人索赔支招时称，哪个主体对受害人索赔更有利，受害人就可以选择起诉他。
受害人如何索赔
“这是一个诉讼技巧问题。”王晓滨分析道，受害人要尽快获得索赔，就应当认真考虑诉讼的形式以及起诉对象。
“受害人可以选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亦能选择单独的民事诉讼。”王晓滨认为在可选择的两种诉讼形式中，受害人选择后者更为有利。虽然根据《药品管理法》规定，凡是制造生产假药、劣药的，都要承担刑事责任，在刑法上如果能认定要承担责任的话，民事上要承担赔偿责任则理所当然；但通常患者受到侵害后，急需要金钱进行恢复治疗，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判决一般要在刑事判决之后，诉讼的时间会拉长，不利于受害人及时治疗。
“受害人可以选择起诉销售商(医院)，也可以选择起诉生产商(齐二制药)，或者起诉两者。”如何确定起诉对象成为受害人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条件。王晓滨称得全面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才能确定最后的诉讼对象。
“确定哪一种都有自身的优势所在，但毫无疑问，把医院作为起诉对象是最直接的，无须考虑医院是否最终负有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都明确规定，产品给消费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生产者、销售者和其他有关责任人，都得承担赔偿责任。
“可以肯定，医院有承担赔偿的责任，这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具体体现。而最终确定责任归属后，如果医院没有责任或只承担一部分责任，医院可以提供相关证据，有向齐二制药追偿的权利。”
“当受害人面临选择时，得充分考虑起诉谁对自己更为有利，谁拥有充分多的资产，足以支付受害人要求的赔偿金额。”王晓滨的意见要求受害人在起诉前要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涉及赔偿金额的多寡、被告承担的能力及刑事案件的进展情况。
而把销售商、生产商、原料供应商一同起诉的好处在于：“受害人得到赔偿的可能性增加，医院赔不起，还有生产厂家，生产厂家赔不起，还有原料的供应商。”但不足之处还是时间问题：“法院要分清楚谁是最终真正的责任人，才能确定赔偿。诉讼时间可能比较长，耽误受害者的索赔。”
生产厂家责任追究前瞻
曹子丹认为以目前造成的影响来看，对齐二制药相关人员的量刑可能会比较重。
“关键是看齐二制药相关人员的目的和动机。”曹子丹认为这是最后确定是制造假药罪还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分水岭。
“危害公共安全可能是故意或过失造成的，而制造假药一定有故意的动机。”曹子丹解释道：“如果其动机是为了报复社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则可以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其没有谋求暴利的目的，因过失在客观上造成了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危害，也可以认定为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
如果相关人员用不合格材料制药的动机是为了挣钱，主要目的是为了赢利、获得暴利，即使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药会损害人们的健康甚至造成死亡，“但这不是他所追求的结果”，知道有危害而去做，是一种间接或放纵的态度，这就构成了制造假药罪。虽然最后危害到很多不特定人的生命安全，属于危害公共安全范畴，但因为《刑法》的经济犯罪里面规定了制造假药罪，是特殊罪，危害公共安全是一般罪，根据特殊罪优先于罪一般罪的原则，按特殊罪判决。
“不管是否是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故意制造假药罪，情节严重的，都可能被判死刑。”
而对于销售假原料者，“或是公同犯罪，或是各判各罪。至少涉嫌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
行政部门监管有缺陷
“药品不是一张纸！省卫生厅的说法是不对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莘认为广东省卫生部门有推卸责任之嫌。“行政许可法规定的很清楚，许可、审批要有监管，之后对生产单位从事的生产、销售活动，行政部门也得有相应的监管措施。”
“说国家法律没有要求对流通领域的药品进行强制检验，所以可以不检验。这样的逻辑是不正确的。”李莘把药品需要检验称之为：“这还需要说吗？还需要国家专门制定一个法律规范各省药监局对每一批号的药品进行检查？”“许可法有一个概括性的规定，就是说审批之后要进行监管，不能光审批不监管。这个规定不是对一个部门，而是对所有部门都适用。”
“监管的职责，国家药监局和广东省卫生厅都应该有，药监局因为是国家局，对地方的有些事可能比较隔膜。”李莘认为省卫生、药监部门应当肩负起认真检验药品的责任来：“我认为监管职责应该首先落实到地方的有关部门，谁有权谁就应该把监管的职责担负起来。”
让李莘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药品的招标过程中，卫生监管部门竟然没有对药品进行检验。“那么他们是怎么选择出来的呢？”同一种药，很多厂家都在生产，“凭什么选择齐二制药的产品而放弃其他？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
“性价比是一个标准吧？”那监管部门不通过检验是如何确定其质量的呢？
李莘认为国家药监局对各制药单位产品的抽查是远远不够的，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不可避免的有遗漏。这就需要地方卫生部门积极的配合，才能防范于未然。
“关键还是一个意识的问题。”李莘认为哪天药监局把消费者作为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就会积极地采取很多办法来阻止事故的发生。“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次药监局面对假药的迅速表现，说明了其意识的不断增强。”
“法制发展，依法行政，这需要一个过程。”李莘感叹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