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吴仪副总理日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食品药品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之后，又有报道说“食品安全法”有望在明年出台（7月2日《每日新报》）。这些信息表明，目前的食品安全，确实到了非抓不可的程度。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吃起来都不放心，无异与天塌下来一样严重。
我们为什么会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样近乎绝地求生的地步呢？按照斯密的论述，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的操纵，本来是可以确保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自动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的。但在食品市场上，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一次性交易等问题，就为安全问题的出现埋下了隐患；当然，如果政府监管是强而有力的，市场失灵并不一定会使食品安全出现这么严重的局面，但政府相关部门监管不力，却也是事实。
追问到这个层面，也就可以解释食品安全频频亮起红灯的原因了。可深入思考就会发现：尽管市场调控和政府监管双双失灵，但这仅仅是为食品安全出现问题提供了可能，至多是诱惑，食品生产和销售者仍然有不卖有毒、有害食品的自由。如果他们愿意服从内心深处的道德戒律的话，完全可以抵制这种诱惑。道德是最后一道防线，是可以超越市场、超越政府的。但让人震惊的是，许多食品的生产和销售者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道德感，如安徽“劣质奶粉”案、广州“毒酒案”等，简直是丧尽天良，谋财害命。
为什么会这样？从传统看，我们民族本来是很强调道德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的都是这方面的道理。此外，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怕遭报应的心理，也使得一些人不敢肆意作恶。问题是，现在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没有人信了。
追根溯源，韦伯的“现代性”理论或许能够答疑解惑。“现代性”促使传统社会的一切神圣价值“脱魅”，促使人们的思维方式理性化，导致现代社会中一切行动都变成可计算、可预测的，并把功能效率原则凸显到极致。这种做法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推广开来，就表现出其不合理的一面：把手段当作目的来追求。反映在食品行业，就是既然利润是最高目的，那么使用有毒、有害的原材料也是合理的。
此外，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度把效率强调到极致的做法，无疑强化了无视道德的趋势。与西方文化中人人都需要单独面对上帝“最后审判”的情景不同，中国民众习惯于以精英阶层的行为方式作为自己的行为坐标——当精英阶层放弃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当，“越堕落越快乐”，社会也就堕落得不可收拾了。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完善市场机制和改善政府管理，都是必要的。但重建一套与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新的道德体系，可能更加必要。实际上，西方的经济学界一直都相当重视道德的力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就把“习惯和道德”作为非正式约束提升到了与宪法法律等正式约束同等重要的位置。但遗憾的是，在国内，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人们仍然沉醉在制度决定论中不能自拔。我的印象当中，似乎只有茅于轼先生写过一本《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提出应该构建一种“自利但不损人”、“诚实、敬业、守信”等市场经济的道德底线，但反响平平，更谈不上力挽狂澜了。
“民以食为天”，天塌下来，谁能是安全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目光还真不能仅仅局限于市场和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