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食品卫生、安全事件之所以一直不断地困扰着我们，其实都与标准“脱不了干系”，笔者认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不完善。我国食品相关标准由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等四级标准构成，现已制定和发布了包括各类食品产品标准、食品污染物和农药残留限量标准、食品卫生操作规范在内的食品卫生及其检验方法、食品质量及其检验方法以及食品添加剂、食品包装、食品贮运的标准。但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其一标准分散于质监、卫生、农业等多个部门，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有机农产品、“QS”（质量安全）制度即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等等，多种标准在市场上形成冲突，不但百姓糊涂，而且企业也无所适从，由于制标工作缺乏有效的统一协调机制，有些修订不及时，在实施中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是食品安全标准有交叉、重复，又有空白；其二标准不配套，不仅表现在标准个体之间，更表现在从生产到流通的过程中，据商务部有关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有食品质量标准近3000个，而与流通有关的标准仅有100余个；其三标准技术含量低，大多低于国际标准，去年年底，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等九部门出台了食品国家标准的修订计划，开始对现有食品行业的国家标准体系进行调整，将使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由23%提高到55%，从中足以看出我们的标准与国际标准的距离真是天壤之别。
二是不法奸商对标准置若罔闻。标准最终要落实到企业来执行，可不法奸商丧失起码的商业道德和做人良知，忘却了自身的社会责任，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明知故犯。如这些巧克力生产厂家的老板对不允许掺淀粉的规定是心知肚明的，可依然用每吨才几千元的代可可脂取代每吨要几万元的可可脂，用才几十元钱一瓶的鲜奶精代替奶粉，然后掺入大量的淀粉、白糖，而在产品配料表里，根本找不到淀粉的字样。近年来，食品卫生、安全事件不绝如缕，从用工业酒精到工业用盐，从雕白块到福尔马林，从避孕药到“苏丹红”——想添什么就添什么，想加多少就加多少，想把什么用于食品加工就用什么，都与不法奸商无视法律、不守标准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且无法无天的不只有屡屡曝光的地下作坊，还有一些响当当的大企业照样问题不断。
三是管理部门对标准的执行监管失职。对于食品安全，只有标准是远远不够的，比标准更重要的是监管执行，如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无监管，那么标准都是一句空话。可我们的有关管理部门工作不到位，对于屡禁不止的食品安全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该查的不查，该处理的不处理，一次一次地就事论事下不为例，一回一回地轻描淡写地处置，甚至进行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像去年的“阜阳奶粉”事件，难道是我国奶粉标准出了问题吗？不是，而是生产、经销等地方的管理部门的监管失职，才会让那些“不是人吃”的奶粉上了货架，进入婴儿体内的，把他们害死。还有如今的“苏丹红”事件，我们的众多监管部门此前都在忙什么？十多年前就禁用的“苏丹红”，不法奸商们却一直大肆在用，而我们的监管部门居然至今还没有检测标准。
食品安全管理法制化，必须要“让标准说话”。“让标准说话”，不是要等到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才去找标准、制定标准来说话，而是一要统一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二要完善食品安全检测监测体系，三要引导食品生产经营者加强自律，四要落实监管责任、严格食品安全执法，让标准说话于食品安全监管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之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标准说话”，说出的话才会真正有力，才能让“安全标准”与“问题食品”两不相干、各行其道的现象不再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