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苏丹红”风波的不断升级，目前已有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被卷入其中，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再次滑到了一个新的低点。反观“苏丹红”事件的被曝光，我们发现并不是我们内部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在发挥作用，而是因为英国对“涉红”食品的召回，才引发了我国的一场大规模的严查行动。
客观地说，在严查“苏丹红”一号的行动中，我们有关部门的反应很迅速，行动也很坚决，但是这种食品检测启动方式却让人们颇为不满。由此，也让我们想到了以前发生过的几起食品安全事件：阜阳毒奶粉的暴露是因为出现了多个大头娃娃，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巨能钙的双氧水问题是由于线人的举报；杜邦特富龙的不粘锅安全问题也是因为先受到了美国环保组织的指责；此外，更有众多因为媒体的明察暗访才受到“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的情况。这种由于外力或者偶然的原因而启动的食品安全检测监督管理的方式，显然不是我们在加强制度建设的今天所要追求的，而且这也不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长效机制，相反，会助长企业的侥幸心理。
在整个食品安全制度的建设中，检测启动程序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环节，不能有效地启动检测就相当于所有的制度、机构都形同虚设，而由谁来启动、谁有权来启动，影响到了整个制度的运作。企业、政府的监管机构、作为食品市场主体的消费者，都可以启动食品检测程序，但由于它们所处的地位不同，它们的积极性也不同。
对企业来讲，其首先要做的应该是自律，它应该有自己的一套食品安全检测监督程序，但是由于企业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这就决定了其自律的程度与他律的严格程度是相关联的，他律越严格，越直接地影响到了企业利益的获得，其自律性也就越强。在“苏丹红”事件中，这些国内外知名的企业究竟受到了多少来自外界的监督呢？
对政府的监管机构来讲，监督管理市场是它的职责，它有技术、有设备、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它掌握着食品检测的启动权，但是政府部门在相关领域内的不作为却并不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几乎在我们发现的所有食品安全事件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一问题。政府监管机构缺少动力，原因很多，利益共同体、官僚作风、机构设置不合理等问题都存在，但关键是在制度上我们并没给机关监管机构设置一个刺激它必须活跃起来的程序。“苏丹红”作为工业原料含有致癌物质不能食用，并不是我们今天的发现，十年前我们的法律就已有明确规定了，但是有些质检部门、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尚不知“苏丹红”为何物，其消极不作为已到了何种程度？
消费者是食品市场安全的直接承受者，他们有最大的积极性去维护食品市场的安全，但是他们是一群分散的个体，而且由于知识所限，以及对整个食品生产过程不了解，因此虽然人数众多且支撑着食品市场的大厦，但他们依然是弱者。弱者应该享有更多的权利，获得更多的权利保护，这是法律平等保护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在我们的食品安全法律设计中却并没有体现出这一精神，消费者虽然有启动食品检测的权利，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又为这种权利的实现设置了过多过高的门槛，比如昂贵的价格、复杂的程序等等。在“苏丹红”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企业左推右挡、政府部门冲锋陷阵，而直接受害的消费者却成了“沉默的大多数”，表现得被动而无奈，这与我们制度设计上的失误有着直接的关系。
有鉴于此，我们在进行食品安全制度设计的时候，既要给维护食品安全最有积极性的消费者以启动食品检测的权利，更要给他们以实现权利的渠道。一方面要简化食品检测手续，扩大检测范围，降低检测价格，甚至应该对消费者的要求实行免费检测，因为这本质上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公益行为；另一方面要强化政府的责任，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合理怀疑和最初的检测结果应该成为启动政府检测的必然程序，否则政府就应承担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责任。这样的设计可以让消费者真正掌握启动食品检测的主动权，同时可以用责任激励政府的行政行为。
所谓“乱世用重典”，面对从小作坊到大企业越演越烈的食品安全问题，面对消费者不断下降的食品安全信心指数，只有消费者与政府监管部门结成强大的同盟，才能迫使企业加强自律，也才能形成食品安全的良性保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