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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食品安全悬疑依然未决
自从1993年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作物问世以来，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各界一直争论不休。经过多年研究，现在是否已有定论？
记者试图从日前在北京举办的“转基因生物与环境国际研讨会”上找到新鲜答案。然而，国家环保总局生物安全办公室副主任、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薛达元告诉记者，依据现有的科学研究和知识，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是否有危害尚难断定，还需要更充分的科学依据和长时间的实践检验。
绿色和平组织项目主管施鹏翔说，直到目前为止，转基因食品在推出市场前都没有经过长远的安全评估，人类长期食用是否安全仍然成疑，科学界对这些食品是否安全也没有共识。
据施鹏翔介绍，世界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及经济合作组织这些国际权威机构都表示，人工移植外来基因可能令生物产生“非预期后果”。国际消费者联会（成员包括全球115个国家的250个消费者组织）表示，“现时还没有一个政府或联合国组织会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所李向辉研究员认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应从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和环境影响两方面进行评估。有研究表明，转基因作物在抗生素抗性等方面，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的影响；对生态环境也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如影响作物对杀虫剂的耐药性，对作物害虫种群变化的影响，基因漂移对野生物种多样性的影响等。
有学者提出，转基因植物在蛋白层次的变化不都立即引起其表现型的变化，因此，即使一个转基因作物在最初申请进入市场和食品安全性评估时都没有被检测出任何问题，也不等于它就一劳永逸地安全了，因为在它内部可能正酝酿着一场变异风暴。
对外经贸大学夏友富教授说，安全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按照国际上相关贸易协定，我们应该给老百姓起码5个权利，包括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监督权和遭受损害时的求偿与受偿权。
两年前，一次类似的有关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国际研讨会就曾在中国举办过。当记者问起这两次会议之间有什么新进展，薛达元研究员说：“其实区别并不大，大多数当年呼吁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他顿了顿又说：“但不管怎么说，科学越辩越明，技术越改进越安全。”
中国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安全管理存在诸多漏洞
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朱鑫泉教授介绍，近年来，世界上转基因生物研发工作进展非常迅速。2003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6000万公顷。中国仅转基因抗虫棉花的种植面积就达到了300万公顷，使中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位居世界第四，排在美国、阿根廷、加拿大之后。
薛达元透露，目前，我国已批准进行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包括棉花、番茄、甜椒和矮牵牛四种植物，共七十几个品种。
据悉，农业部现已批准来自国外的16种转基因农作物进入我国，包括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
但是，薛达元指出，目前，我国转基因作物管理和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
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比如农业部出台了农业转基因作物的管理办法，但林业转基因作物就不在它的管理范围之内。
现有的法律规范落实起来也十分困难。比如，规定转基因棉花的种子是需要作出标识的，但真正做到的很少。另外，实际上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地域也常常超过允许的范围。比如，农业部只允许转基因棉花在山东和安徽种植，而现在新疆也已经大面积种植转基因棉花。还有，在转基因作物的使用规定上也缺乏有力的监督和保障。例如，我国规定目前进口转基因大豆只能用于加工，不能用于种植，但是，我们很难想像，如何能确保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完全只用于榨油而不会有一颗被种到田间？
在科研领域，虽然早在1993年，中国就发布实施了《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但目前看来，科研方面的自由度仍然比较高。有些科研人员为了科研需要，私自把转基因种子拿到农田，农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种植。这种不守科研规范的行为，也给生物安全造成了一定的风险。
我国该不该种植转基因大豆
这次会议上，一个争论的焦点集中于我国该不该种植转基因大豆。
据介绍，2003年，美国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达2400多万公顷，占该国大豆种植面积的81％，转基因大豆在阿根廷大豆种植面积中的比例接近100％。目前，转基因大豆播种面积占世界大豆总面积的比例已达50％以上，约为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量的三分之二。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韩天富研究员是转基因大豆的“拥护派”。他认为，转基因大豆在中国的推广只是时间问题。在国外转基因大豆面积日益扩大、进口转基因大豆充斥市场的今天，中国应顺应历史潮流，支持本国转基因大豆的生产应用。中国现有10余家研究机构和大学从事转基因大豆研究，现已获得抗虫、抗除草剂、高含油率的稳定品系。
韩天富说，抗除草剂草甘膦的转基因大豆已被证明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均是安全的。我国南北均有野生大豆分布，栽培大豆和野生大豆之间可能存在基因漂移。但在自然条件下，栽培大豆田附近已很少有野生大豆生长，更由于大豆是自花授粉作物，在远距离条件下异交结实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此只要管理得当，就可避免种植转基因大豆对我国野生大豆群体的影响。
但更多的科学家对此持保守甚至相反意见。中国农科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邱丽娟研究员的实验表明，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的外源基因可通过花粉向非转基因栽培大豆和野生大豆逃逸，并整合到非转基因大豆或野生大豆基因组中向后代传递。因此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难以判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