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餐桌危机”
记者在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见到了２６岁的何志辉，他１０日陪父母喝了甲醇勾兑的散装白酒之后，与父母相继中毒入院。何志辉向记者坦言：１９９７年初中毕业后离开家乡湖南耒阳来广州打工，至今已快７年了，但始终对城市有一种隔阂，尤其是买食物觉得不放心。“假酒事件”之后，他变得更没有“安全感”了。何志辉说，１８日她姐姐来看她，带来一些饼干，他尝了一口觉得不对，一看生产日期，果然过期了。
何志辉和父母住在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的一个出租屋里，周围聚居的大多都是和他一样从湖南来广州打工的“老乡”。大家平时买菜都是在钟落潭镇农贸市场，这里的东西便宜，但是质量无法保障。何志辉说，他们家有一次买了１０斤１.５元一斤的大米，做出的米饭难以下咽，又舍不得倒掉，只好勉强吃下去，这１０斤米一家三口吃了１０天都没吃完。
何志辉说，在湖南老家的时候他们也是买散装白酒，但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假酒事件”。不仅如此，酱油、陈醋、豆腐等都是从村里的家庭作坊里买散装的，大家都吃得很放心。因为买卖双方“乡里乡亲，知根知底”，谁要是赚了“黑心钱”，肯定会遭到全村人一顿好骂。可是到了城里之后，买食品再也得不到保障了。
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处副处长许嘉迅说，城乡结合部的居住者大多是进城农民，他们依然受传统生活习惯和低收入的制约，容易成为违法造假分子的目标，这是造成城乡结合部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首要原因。据了解，“毒酒”受害者大部分居住在广州白云区钟落潭、太和镇等城乡结合部。这种城乡结合部的食品安全状况往往没人管，就算去管了，也很难管好。
许嘉迅说，这些城乡结合部的消费者大都对农贸市场和路边食品店缺乏警惕，而且固执。受害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说，他们在老家时，祖祖辈辈都是从附近的酿酒作坊买散装酒来喝。来广州之后，也自然而然地到路边小店买散装白酒。一些来自外地的地下酿酒作坊的老板也顶撞执法人员：“我们祖祖辈辈几百年都是这么酿酒的！”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买来勾兑的是贴着“食用酒精”标签的工业酒精。
城乡结合部虽说已纳入城市，但目前还是无法摆脱乡村的一些固有特点：地域广阔，住宅分散，且民居点不像城市那样有序，有些民房连门牌号码都没有。执法者若没人带路的话，要找一个窝点很难。到了某个村庄，放眼望去家家户户都关着门，怎知里面的人在干嘛？不少农民就在自家的某个房间里开起酿酒作坊，或者采用“前店后厂”的形式，这些都不是城里来的监管者所能轻易发现的。
城乡结合部为何会出现“管理漏洞”？
在采访中，不少相关部门也向记者坦言，从政府管理角度看，处于动态发展状态的城乡结合部确实存在严重的监管漏洞。记者综合分析各方面反映的情况，城乡结合部监管漏洞主要是：
——城乡结合部监管力量严重不足，各部门之间未形成合力
监管力量不足是造成城乡结合部假冒伪劣横行的重要原因。以“毒酒”发源地广州市白云区为例：白云区是广州市的外来人口聚居地，总面积９００多平方千米，相当于整个香港；总人数１８０万，下辖２４个镇，有８０００多家工业企业；但整个白云区负责质量技术监督的人员仅有２０多名，平均每个人要管辖近４０平方公里的范围，几乎是每人管一个镇。而且，这些监管人员管理的范围还包括锅炉、电梯等多个项目，能使用在食品监管上的力量极其有限。白云区质量技术监督分局的一位同志告诉记者，他们的监管设备也十分有限，整个分局只拥有３辆车。白云区地势复杂、路途遥远，由于执法检查频仍，３辆车几乎已不堪重荷。
——多头管理，最后是谁也不管
也有执法人员告诉记者，城乡结合部的食品安全由工商、质监、安监等部门实行“多头管理”，但事实上，由于对城乡结合部的管理“吃力不讨好”，各个部门都宁愿将监管重点放在城里，在城乡结合部并未形成监管合力，反倒经常出现一些各部门互相推委的状况。比如对于一些“前店后厂”式的小作坊，究竟属于流通领域还是生产领域？究竟是该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还是由工商部门来管理？再比如对城乡结合部出租屋的管理，也经历了一个“踢皮球”的过程：房管局不愿管，踢到公安局；公安局也说，自己的事情本来就够多了；最后，广州市政府不得不亲自抱起了出租屋这个“没人要的孩子”。
广州市一位政协委员指出，目前广州在食品安全方面，行政管理是一块，行政执法是一块，技术监督又是一块，各自为政，在管理上没有整合好，没有一个负责到底的部门。每次广州食品安全方面一出现问题，总是要“拉网式”、“地毯式”检查，多个部门就出动了。但是到底该哪个部门负责、出了问题该追究谁的责任，目前根本没有明晰。
——相关法律缺位，惩罚力度不够
广州市一位负责食品安全的同志告诉记者，对于以散装白酒为代表的“裸装食品”这种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特有的形式，国家缺少相关的法律规范。这些散装食品一般都来自传统工艺，不需要太多的生产设备，一个灶台，一个小油锅或者一个小烤箱就能生产，未纳入工业产品管理范围，无任何证照。但是，这种形式的产品又确实出售了，对其该如何管理？现有的法律并未对此予以明确界定。
有关散装白酒的法律条文更加模糊。这次的“毒酒事件”发生之后，记者在城乡结合部发现不少酿酒企业没有办《生产许可证》，但营业执照上却写有“自产自销”。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制酒行业的生产许可证应该由谁颁发、应该在颁发营业执照之前还是之后颁发是广东多年来争论不休的话题，至今这一关系尚未厘清。对于酿酒企业能否生产散装白酒，各个部门也说法不一。法律的模糊不清给执法者带来极大困难。
处罚力度太小也给执法者造成了监管难题。据了解，对于无证照的食品生产者一般处以违法生产货值１５％－２０％的罚款，这一处罚力度根本不能对违法分子形成威慑。
另外，在城乡结合部，由于乡村社会遗留下来“地方保护主义”，执法者对违法分子“取证”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处副处长许嘉迅向记者描述他在一次执法当中的遇到的情况：稽查人员在一个村子里查出了一个无证的地下酿酒作坊，但作坊内的五、六个人员都说自己“不是老板，是来走亲戚的”。村里人都有心保护作坊主，没有人愿意出面作证。另外，由于城乡结合部出租屋里的人员身份、行踪不确定，也给非法制售创造了条件，给监管和打击带来了困难。
农民工食品隐患并未消除
从５月１１日开始，广州因“毒酒”致死、致伤的人数逐日增加，从市到省到中央无不震惊。广州工商、质监、药监、卫生等职能部门从５月１２日开始已出动执法人员８５９５人，检查市场、商铺、食肆２８４６１个，检查化工企业６４家，查扣涉嫌“有毒散装白酒”０.２３吨，封存散装白酒１２９.２吨、工业酒精２５.２８吨。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牵头，国家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参加的国务院调查组也于１６日下午抵穗，根据掌握的线索清查城乡结合部的地下作坊、售卖场所等窝点。
然而直到今天，两个“毒酒”窝点的１６００多斤工业酒精当中依然有４０多斤不知下落，成为一颗颗随时可能致人于死地的“定时炸弹”。直到１６日，还有人在饮用甲醇勾兑的白酒；直到１８日，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的中毒人数还在增加。
如此巨额的工业酒精究竟是怎样流入市场的？不知去向的４０多斤工业酒精还将衍生怎样的罪恶？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日前痛心地说：“毒酒事件”的发生，暴露了我们的监管工作还存在漏洞，尤其是对危险化学品的监管力度还不够。
据了解，危化品监管问题一直是广东的心头之痛。记者日前从广东安全监管部门了解到，由于监管机制不顺、人员不够、相关法规不健全，广东省迄今开展一年有余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整治并未收到预期效果，“毒酒事件”正是广东危化品监管漏洞的一个突出表现。怎样才能避免危险化学品猖狂流入市场？如何保障毫无防范的大众免于“毒酒”的残害？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同志从危化品监管的角度，建议从抓“工业酒精”销售入手，从源头上堵截“毒酒”：
第一，建立“正三角形”的监管机构，监管力量向城乡结合部倾斜。
据了解，城乡结合部是危化品事故的多发地带，广东危化品安全整治的大量工作都落在乡镇（街道）一级的安全监管人员头上。但目前的安全监管结构是一个“倒三角形”：国家安监局有１００多人，广东省安监局有３０多人，广州市危化品管理处只有６个人，到乡镇这一级就更薄弱了：一般是一个乡镇设一个安全办，有１－２人管安全。安全办有检查权，却没有执法权。再加上安全办的人员大多无相关专业背景，技术力量有限，安全检查走过场的现象很普遍。同时，这一级监管人员没有机构、制度作保障，人员流动性很大，管理效果实在有限。
第二，提高涉危企业经营门槛，加快经营许可证核发。
今年４月的统计数字表明：广州有３７８４家涉危企业，但只有１５０家涉危企业取得了经营许可证。据了解，涉危企业要取得经营许可证，首先必须由具备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出具安全评价报告。但整个广州只有安全评价机构１２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逐一完成３０００多家涉危企业的安全评估。同时，一些涉危企业经营人员自身文化水平较低，无法通过安全评估，干脆转入“地下”，在城乡结合部从事非法经营。
第三，完善相关法规，加强部门协作。
危化品安全监管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涉及的部门多、环节多、行业多，因此，各部门的协调合作是整治工作的关键所在。但是，现有的有关危化品管理的法规非常之多，除了国家出台的《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外，原化工部、交通部、环保总局等部门都有相关的规定和标准，而这些规定和标准之间有时存在互相矛盾的问题，阻碍了部门协作。
如今，广州正在全力追查４０多斤不知去向的“夺命”工业酒精，不仅广州的白云区、花都区等城乡结合部具有最大的“嫌疑”，其他城市的城乡结合部也可能成为“夺命”工业酒精的新的窝藏点。有执法人员指出：广东亟待在全省范围内进一步清查“夺命”工业酒精去向，彻底消除进城农民工和广大消费者的生命安全隐患。
吴俊 郭莹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