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老出差大部分是到全国各地的农村搞调研，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对当地的“三农”问题进行了解。孙老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从事过面粉加工业，上世纪80年代，他作为北京市主抓食品业和商业的副市长，与北京的食品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期间，他积
极借鉴国内外食品工业发展的经验，组织制定了北京市食品工业发展规划。在他主持工作期间，是北京市食品工业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如今已年逾80高龄的孙老，时时刻刻想着“三农”，他说，没有农民的富裕就没有中国的富裕；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中国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他坚信会有更多的标有“中国制造”的食品在国际市场上与洋品牌一决雌雄。
没有农业产业化就谈不上中国食品工业国际化
记者：孙老您好。您长期工作在经济领域。即使是在领导岗位上也没有离开经济，更没有离开中国的食品工业。在大半个世纪的生涯里，您经历了旧中国民族工业的艰难起步、新中国计划经济时代食品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您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主管北京市的商业和部分工业，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也正是北京的食品工业开始 快速发展的时期，可以说，您是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的鉴证人，您能否对我国目前食品工业发展水平及它在国际中所处的地位做一个客观的评价？
孙孚凌：中国的食品业开始用现代化的办法加工应是从上个世纪才开始的。在建立新中国以前，我国的食品加工还谈不上什么工业化，有的只是粮食加工、油类加工。粮食加工包括面粉、大米、玉米、大豆制油等，这些加工都很简单；油类加工即是简单的榨油。从那时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食品工业发展很缓慢，到了1983年，北京还没有食 品出口，上海也只有4亿元的出口。现在我国的食品工业有八大类，据 2002年全国食品工业经济运行分析统计，全国食品工业实现产值销售同步高速增长，全国食品工业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完成现价工业产值约10554 亿元，比2001 年增长了15.7％。其中，食品加工业4273亿元，同比增长17.6％，食品制造业1731亿元，同比增长20.2 ％，饮料制造业1839 亿元同比增长9.5％；产品销售率达到97.35％，全国食品工业出口创汇平稳发展。我们同自己比是发展了，但是站在国际市场的角度看，我们还存在很大差距。实现国际化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记者：您认为都存在哪些差距？
孙孚凌：粮油加工就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目前，日本的专用面粉有 60多种，英国70多种，美国100多种，而我国只有9种；日本专用油脂400 多种，我国只有几种；世界上变性淀粉的品种已有200多种，而我国只有数十种；美国每年应用变性淀粉在200万吨以上，日本有25万吨，我国只用十几吨。我们都知道，粮油加工业是食品工业的基础原料工业，其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到食品制造业的水平。我从各地调查并查阅有关资料得出，我国的粮油加工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规模小、布局不合理。全国现有碾米厂5400多家，生产能力5400 万吨，平均每家生产能力仅为1 万吨；面粉厂1800多家，生产能力4700 万吨，平均每厂生产能力仅为2.6万吨；食用油厂1500多家，生产能力 3200万吨，平均每厂生产能力也只有2.1万吨。面对这种局面，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同时进行深层次的加工。
第二，行业的整体生产技术水平偏低，影响产品的产出率和多样化。目前，只有少数骨干企业采用了较为先进的装备和生产技术，多数企业尚未得到较好的技术改造。如小麦出粉率，不同技术水平的企业之间有的相差不少，麸皮多了，精粉少了，使企业蒙受巨大损失。
第三，综合利用水平低，拖了粮油工业发展的后腿。如玉米加工综合利用搞得好，蛋白、油脂、黄浆水都能充分利用，成本就能降下来了。大豆低聚糖的提取利用，可大大降低分离蛋白的成本。
第四，现有粮油加工产品多品种、专用化、系列化程度与食品工业生产需要尚有较大差距。除了采用先进技术增加品种、提高优质率外，还要对粮油加工原料提出要求。要发展农业种业，培育并推广优质粮油品种。比如，要发展优质小麦、高油大豆、高油高蛋白玉米、改良马铃薯品种等。而这一切都与农业产业化紧密相连。
总之，食品工业要发展，科技创新是关键。“民以食为天”，人们生活离不开食品，就是杨利伟到了太空上也需要吃东西。食物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而食品安全是第一位的，食物的质量安全始终是人们关注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不仅食品在制造过程中要安全卫生，并且在原料上也要有安全保证，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食品安全。 这是最起码的标准。时间无限，空间无限，科技也无限。食品工业只有抓住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加大科技投入，才能不断创造出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适合人们生活需要的东西来。
农业：食品加工的第一车间
记者：听说您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要了解的就是“三农”问题，而且您认为，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食品工业走向国际化的前提，请您谈谈这是为什么？农业与食品工业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孙孚凌：没有农业提供的丰足原料，食品工业就失去了赖以发展的基础；没有现代化的农业，也就没有高度发达的食品工业、零售业与餐饮业。例如，要生产优质面条与面包，必须有面筋强度大、蛋白质含量较高、可供磨制强力粉的小麦品种；要扩大啤酒生产规模，就要有大量的适宜大麦原料作保障；要大力发展蔬菜、水果加工，就要选育适于罐装、腌制、脱水等各种用途的专用品种；要适应居民消费需求、扩大肉类深精加工，就要有更多的饲养瘦肉率达60％以上的瘦肉型猪以及出肉率高的良种肉牛等等。从食物链的角度看，这些都是不能人为地分割开来的，必须加大对农业种业的研发力度和科技投入；必须把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紧密相连，走一体化的路子。
记者：我国农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孙孚凌：目前农业结构不合理，生产专业化程度低，农民混种混收影响质量；农业科技水平较低，农民的文化和技术水平较差，初级原材料生产比重大，加工转化增值能力弱，农产品附加值少，尤其是后者，是制约我国农业综合素质提高和影响农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其实，在农作物中，没有一点儿是废物。如：玉米中除玉米粒外，就是秸秆也是可以利用的优质饲料及热源，即使是有毒的东西也可以做药，只不过是我们目前科技力量跟不上去，许多东西还没有被深入开发利用出来。
记者：在农产品加工方面，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表现在哪些方面？
孙孚凌：比如，美国玉米深加工产品达3000个品种，广泛应用于化工、纺织、印染、造纸等各个领域，而我国玉米深加工产品只有二十几种，并且生产规模很小。这种状况严重影响着农业的深度和广度开发，制约着整个农业的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要克服这些不足，只有通过发展农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来解决。目前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产值与 农业产值之比为3.7∶1，而我国只有0.43∶1。那些没有经过加工或粗加工的农产品，科技含量低，因而竞争能力不强。随着我国加入WTO，农产品形成了国内市场国际化，在激烈竞争的农产品市场上，我国的初级农产品就无力与国外经过深加工的农产品展开竞争。
农产品加工业滞后，一方面使农产品价格较低，甚至卖不出去，从而影响着农民收入；另一方面使得农民不能在加工业中就业及用增加科技含量来获得相应收入。从长远看，加快农产品加工的发展，可以通过延伸农业产业链，把生产、加工、包装、储运、销售等都纳入农业，使农业摆脱仅仅提供原料和初级加工品的地位，形成“从田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从而有效地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
中央过去提过的“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以及“种养加”、 “科工贸”一体化等方针仍然有鲜活的指导意义。
树立品牌才能走出国门
记者：在计划经济或是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是否有过食品工业实现国际化的设想或是实现国际化的时间表？
孙孚凌：鉴于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的食品工业与国际的差距很大，当时谈国际化还为时尚早，现在我们的合资企业多了，国内企业可以引进外资创自己的品牌。但是当初我在北京工作时，向外国跨国公司介绍北京最有名的“白牌啤酒”、“黑加仑”等民族品牌时，人家却表现得不屑一顾，那时的外资企业并不想注入资金打中国的牌子，而是想把他们的品牌打进中国市场。
就是现在要实现国际化，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无论是加工、管理、质量以及产品的科技含量都不够，宣传营销手段也较差。我去马来西亚参观，人家提出中国品牌罐头的质量存在问题，实际上是有的企业出卖自己的品牌，结果造成产品质量下降，反而砸了自己的牌子。而麦当劳在全世界安营扎寨，可产品的标准只有一个，不论在哪儿开店不会变味儿。
记者：目前，国内食品行业中几个比较大的行业出现了企业集群，如啤酒业、乳业、饮料业等，这些行业中的大企业纷纷提出要国际化，有的已经到国外投资建厂了。您认为，这些企业在实现国际化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
孙孚凌：现在国内虽然涌现出一批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龙头企业，但实际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知名品牌还很少。有些企业增长速度很快，每年在30％以上，但是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还很低。虽然有不少企业在技术上有所进步，但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还较少，许多产品虽然是中国制造，但是核心技术还是从国外引进的。
我认为，中国食品要真正走出国门，必须树立自己的品牌。首先树立品牌要有长期积累的准备。品牌不是在短时间所能够形成的，树立一个国际名牌至少需要经过一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应该重在长期知识积累、经济积累、能力积累、社会资源积累。二是要处理好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和信誉最大化的关系。要树立品牌就必须要坚持诚信最大化，要在社会公众中树立诚信形象。三是要充分利用多种资源，特别是国内和国际资源，包括国际市场资源、资金资源、自然资源等，而利用国际人力资源亦不可或缺。四是要引进现代的管理经验。在引进国外管理经验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它的实用性和可持续性、可移植性。企业要根据国外市场的需求，生产适合当地消费者生活习惯和口味的产品，其实有些东西我们不是做不到，而是肯不肯做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中国食品工业走向国际的关键是什么？
孙孚凌：企业从事跨国经营的首要战略问题就是你凭借什么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并立于不败之地牽由于跨国经营比国内经营有更大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需要更多的额外成本，因此，跨国经营企业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各种优势，克服国际市场的分割性和不完全性，最终取得竞争优势，实现企业发展的目标。
记者：据了解，目前，在全国各大城市市场销售中，价格战是厂商运用的主要策略，如啤酒、饮料、乳制品等，以买一赠一等捆绑式销售挤压对手，结果是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小，正像柳传志所说的：“企业拿着金子当银子卖”。对此，不少人认为价格战是正常的，这是企业走向国际化的必经之路。您是如何看待这个观点的？
孙孚凌：任何产品都有两个强有力的竞争因素：一个是质量首先是安全标准，另一个是价格。同等质量的产品，消费者肯定买价格低的。当然，这里不排除有特色的产品它的价格高一些也照样有人买，照样有销路，“货高价出头” 嘛。说到价格战，这是商战中惯用的手法也是正常的，谁能“扛”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扛”不住的就被淘汰出局， 市场经济就是这样残酷。
行业协会应发挥主导作用，不要做“翻牌”协会
记者：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国际市场上越来越多地看到“中国制造”，同时，我国的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产生的摩擦与纠纷也会越来越多，那么应如何预防和处理？政府应怎样加以引导？
孙孚凌：目前国际贸易壁垒的重点正向技术壁垒转移。发展中国家因其产品质量、技术水平和检验能力较低，明显处于不利地位。技术壁垒正以一种超乎关税壁垒的力量，阻挡着发展中国家相对弱势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在国际上的贸易摩擦是难免的，有的甚至是无法预测的。近几年，我国遭遇了不少反倾销的调查。
食品方面遭遇反倾销调查的品种包括：花生仁、大蒜、蜂蜜、苹果汁及西红柿罐头、蘑菇罐头、梨罐头和桃罐头等；对我国出口食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阿根廷、美国等。
我认为，作为政府应制订周密的应对贸易纠纷的措施，至于应诉就应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协会应大力宣传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把国际市场上对食品的需求、要求和新的法规政策等及时告知国内企业。现在我们的信息工作还有差距，有些行业协会只是某一个行政部门的“ 翻牌”，没有真正起到协会的作用。我们的协会作用发挥不上去主要是 机制问题和观念问题，只有思想跟上去了，协会的工作才能步入正轨。
现在，我们的企业应该勇于和善于应对贸易摩擦，争取最有利的结果。针对国外对我国反倾销的复杂局面，应该引起各方面的充分重视，共同做好反倾销应对工作。企业应建立预警系统，实施正确的市场策略，积极应诉积极抗辩，寻找一切有利的时机和不放弃任何应诉和核查机会。此外，就目前的形势，行业协会和企业也应重视对市场经济问题和替代 国问题的研究和抗辩。
记者：中国的食品企业中，民营企业越来越多，这些民营企业有不少是从家族企业演变而来的，请问孙老，您认为中国的家族式企业要做大做强，应克服哪些弊端？
孙孚凌：中国传统的食品加工企业大部分是从家族式发展起来的。过去做企业的有句老话儿：“不用三爷”即：少爷、姑爷、舅爷”，也就是尽量不用自己的亲属。
家族式企业的法人在管理中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善于用人，敢于用德才兼备的“外人”。企业主要管理者(法人)在决策前要多听取大家的意见，在决策执行时也要敢于下决心。家族式企业要发展就必须改革，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
家族企业不是中国的专利，美国等发达国家照样有家族企业，但人家通过实行董事会制，已将家族式企业改造成为新型的现代化企业。
总之，中国要发展食品工业首先要明确质量标准，要安全第一；另外要注重营养，保持优质味美的品种，以有竞争力的价格在国内国际上竞争，在这中间要以科技为动力，力争使中国优良传统的食品行业走上新时代的市场舞台。( 刘美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