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百事目前的困境，一方面是利润压力，另一方面自己人反目成仇。在某种程度上，百事从各个角度呈现了合资企业里的种种矛盾，这也是这间跨国公司意想不到的新课题。
意想不到的纠纷
百事（中国）公司传媒总监杨美虹对四川百事屡屡以浓缩液价格为由挑起事端感到不解，“事实上，在去年6月浓缩液价格放开之前，价格控制权并不完全掌握在百事手中，要经过原国家经贸委的批准，浓缩液的两次提价一次是因为汇率问题，另一次是因为市场因素，但都必须得到经贸委的批准，也得到厂家的认可，任何一个碳酸饮料厂家都知道这样的规矩。浓缩液价格有其特殊性，并非简单的成本加利润的概念，而是有多年积淀的无形资产在内，而在价格放开之后，百事并没有提价行为，因为还要考虑到竞争问题。”而在四川百事看来，浓缩液价格是百事盘剥罐装厂的主要手段，按照他们的计算，浓缩液项下的成本支出要占到20％。董事屈之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百事既是品牌所有者、浓缩液的提供者，又是投资者，操纵起来非常方便。”2001年7月，14家百事罐装厂在四川百事的撮合下达成联盟：百事中国罐装厂体系的中方在浓缩液价格、市场区域划分、原材料采购等经营层面已经同外方产生严重分歧，中方必须联合起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内部的矛盾因此被公之于众，而百事对此并无准备。
大规模的集体对抗外方行动，在中国短暂的合作、合资企业历史中绝不多见。杨美虹对此感到不解：“百事在四川百事投入了100多万美元的注册资金，无偿提供了价值1000万美元的设备（30年后归中方所有），并通过中国银行的一家信贷机构向中方提供了为期3年的1500万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作为中方的注册资金，但因为政策限制只占有27％的股份，加上近几年投入的2000万美元的推广费用以及品牌特许经营权，投入巨大，而目前所得尚不足零头，四川百事不提这些事实，却把百事看作是贪婪的剥削者，这是百事难以接受的事实。”
很大程度上，上海百事总经理陈秋芳因为抵制百事浓缩液涨价而被一些人称为“抗美英雄”，而2002年3月5日，百事发出解聘陈秋芳的通知也被视为蓄谋已久的一次报复行动。但历经一场仲裁、两场诉讼，终审法院认为：“陈秋芳任职的上海百事可乐公司总经理，是经公司章程予以确定，百事公司又以聘用协议、调派协议及委派协议等予以确认，合资各方在聘任陈秋芳上意思表示一致，现陈秋芳的任职在未经董事会同意和章程依法变更前，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即作出终止合同的决定，做法欠妥。”在所有的合资厂中，通用的模式是中方是大股东，这使董事会的投票强弱分明，如何根据中国法律解职其雇员和派出总经理陈秋芳，如今成为困扰百事的棘手事件。杨美虹承认，就百事在各国投资的情况而言，这是从前不能想象的事情。
令美国人感到不解的是，在罢免陈秋芳总经理职务的投票中，上海百事中方股东闵联公司甚至不愿投出解聘陈秋芳的关键一票，其时，陈秋芳正与闵联就2．23亿股权展开争夺。杨美虹表示，“百事公司认为这桩诉讼是其中国合作伙伴的内部事务。”即使如此，百事公司仍旧在致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函件中表明态度：“百事绝不会接受陈秋芳等3名个人在相关股权有效转让10余年后，对中外合作、合资企业中股权权利提出主张。”
10月14日上午，陈秋芳坐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原告席上，她和姐姐、姐夫诉请闵联公司返还2．23亿元股权案进入重审阶段，一旦胜诉，陈秋芳与其姐姐、姐夫将成为上海百事的第二大股东，并拥有武汉百事可乐公司19％股权、南京百事可乐公司38％股权。
对于百事而言，其中方合作者的复杂变化过程早已超过百事所能理解的范围。很大程度上，过去十年中国企业不尽规范的转制过程导致了这桩悬案。1989年2月，美国百事集团公司与益康公司、上海烟糖公司及闵联公司合资的上海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其中益康公司投资1138．73万元。1992年5月，北方公司与闵联公司签订“交接协议”，约定益康公司由北方移交给闵联公司，益康公司的人员和债权、债务均由闵联公司负责处理，同年6月，益康公司被北方公司注销。其后，闵联作为股东方参与南京、武汉百事公司的组建。2001年9月26日，陈秋芳一纸诉状将闵联公司送上了法庭，理由是，益康公司成立初期，由于注册资金没有完全到位，三原告投入价值人民币14万元的5台矿泉水装置样机和人民币3．25万元现金，合计投入原始资本人民币17．25万元。而由于益康公司1992年的主管机构的变更，三原告在益康公司的原始投资以及应当拥有的上海百事可乐的股权被闵联侵吞。
14年前的17．25万人民币，此时对应着2．23亿元的数字。在闵联公司看来，陈秋芳的要求匪夷所思：1992年由于政府的行政安排，闵联公司最终以民事财产交易的方式受让益康公司资产包括本案股权，但没有接收益康公司。而且当初益康公司处于资不抵债的境况，转让时负债却已经达到1453万人民币。闵联公司在法庭上称：原告利用时间变化、人事变迁和益康公司原始投资人的转让退出，故意隐瞒重大事实，将原投资方投资研制的ＪＳＫ装置称为自筹资金组装，企图鲸吞2．23亿巨额国有资产。
时间的沉淀给取证增加了困难，事实上，在经过两年半的诉讼历程之后，在法院尚未做出终审判决之前，所有的争辩都难以评定，复杂的多方股权转让设计并不周密，但百事无法回避这些意想不到的事实。
旧账成为新问题
同样混沌的事情出现在四川。百事中国区总裁朱华煦解释为何要与四川百事分手时指明四条直接原因，“一是不清楚目前四川百事中方合作对象的身份，二是四川百事已经到期的管理层拒绝退出，三是到四川百事进行财务审查时被拒之门外，四是四川百事长期以来违规现象严重。”1994年1月，百事公司与四川广播电影电视局下属四川广播电视事业开发公司签定合作协议组建四川百事。其后按照企业与政府部门脱钩政策，四川广播电视事业开发公司2001年更名为四川韵律事业开发公司，但杨美虹强调，“这样的重大变化，中方股东并未按照合同约定通知百事公司，百事是在一年之后从其他途径才得知这样的变故。当我们向其原先主管单位四川广电局局长核实这一情况时，却发现他竟然也不知情，现在中方的控股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中我们并不知道，与这样一个行为不可预测、透明度很差的对象合作，结果难以预料。”
当合资双方对主体资格这个最基本的事实都持有怀疑的时候，诞生其他争端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一直与百事制衡的可口可乐并没有牵扯到类似的诉讼之中，为什么百事总是麻烦不断？
事实上，尽管1981年百事就成为中国第一批美国商业合作伙伴之一，但百事的步伐一直相当谨慎，在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不过仅有零散的5家合作合资企业，到了1995年百事才成立中国投资公司，其时，可口可乐的中国战略已经相当成熟。没有证据表明百事为追求速度而降低对合作对象的考察标准，但出手阔绰却是事实，甘于出品牌、大投资却屈居小股东位置，扩张心切表露无遗，这也可能成为滋生隐患的源头之一。
而商务部研究院专家马宇则认为，矛盾的背后是体制原因，“2002年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把‘果蔬饮料、蛋白饮料、茶饮料、咖啡饮料的开发、生产’列为鼓励类，而把‘外国牌号碳酸饮料生产’列为限制类，现在的定位已经很清楚了，饮料并非民生必需品，不具有外部性，也不可能形成垄断，毫无疑问属于应该完全放开竞争的行业。在1995年制定外商投资产业政策之前，碳酸饮料的外商投资是由中央政府直接审批，从建立多少家灌装厂、在什么地方设厂到浓缩液供应价格等都由政府决定。1993年、1994年，轻工总会还分别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签订了共同发展饮料备忘录，要求‘两乐’在建立灌装厂的同时，必须改造国内原有名牌饮料生产企业。‘两乐’建立的合资企业，必须生产至少30％的国产品牌饮料。政府直接介入企业事务，更是导致了很多问题，比如浓缩液价格、管理人员任免等等。如果中外双方摩擦导致的成本增加高于合资合作带来的效益增加，中外方的矛盾冲突将难以调和。”
旧账成为新问题，百事正处于这种尴尬之中，在中国日渐开放的背景下，这种反差尤为醒目，而悬案结局如何现在还没有人知道。 (记者 史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