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门”事件
根据胡的述说及其向法庭提供的材料，“电话门”事件发生在一年多前。
2002年3月29日16时，一名男子冒充四川百事财务部人员，谎称总经理胡奉宪急需报帐，跑到成都市移动通信公司青羊宫营业厅，要求电信部门提供胡奉宪的手机通话记录清单。
而在此之前一个月，胡奉宪因接到一些敲诈威胁电话，就已向当地电信部门要求“必须经本人同意方可打印通话单”。
该营业厅随即向机主胡奉宪去电核实。胡奉宪立即向四川百事所在地郫
县公安局报案。该局经济侦查大队人员把该男子带回询问后发现，此人原来是百事（中国）西区分公司销售经理张某。
事后，张某承认了窃取胡奉宪手机通话记录一事，并向胡写了一份书面道歉信。
胡奉宪说，当听到张某是百事（中国）员工的真实身份时，就感到很蹊跷，“他为什么要查我的通话记录单子”？
百事（中国）与四川韵律均是四川百事股东，当时发生了纠纷。胡称，那段时间对于处于纠纷旋涡的双方均是敏感期，四川韵律及四川百事多次通过电话与百事公司其他合资企业的中方股东协商在与百事的纠纷中采取何种策略，“一方面我正与其他跨国公司谈合作，
一旦百事退出他们如何接盘，另一方面我的确在与国家政府主管部门如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等频繁联系。”
张某的行为，被胡认定为侵犯了其“商业秘密”。
“张被公安部门带回公安局的途中，他声称要与其‘律师’打电话，其实后来经过法院调查，他在2个小时内打的电话中，有23个电话是打给同一个人，那人就是百事（中国）的一名高层管理人员”，四川韵律代理方、北京友邦律师事务所张明澍律师因此质疑，通过这些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了张受百事（中国）之托窃取商业机密的可能性。
事发之后，百事（中国）有关负责人否认公司利用自己的雇员窃取商业机密。“一个低级雇员自己想通过其朋友取得电话记录，”他说，“他接受了警方的调查，并已经道了歉。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这个雇员也受到了训诫。”
但是，从事情发生到本次案件正式浮出水面，为什么时隔近一年半之久？
胡奉宪称，事件发生之初，为避免对百事形象及有关当事人的个人前途造成过度的负面影响，也为了使双方的关系能向良好的方向发展，四川韵律及胡奉宪本人只是低调地通过各种渠道多次与百事（中国）沟通，希望事情能在内部得到妥善的解决。
直接导致四川韵律决定将此事件公开并诉诸法庭的则是百事（中国）采取的一项重大举动。
2002年8月2日，百事公司和百事（中国）以四川省韵律和四川百事“严重违反合同、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向瑞典仲裁院提起仲裁申请，请求仲裁院裁决终止上述四公司分别签署的《中美合作四川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合作经营合同》、《商标许可合同》和《浓缩液供应协议》，解散合作公司。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仲裁院受理了仲裁申请。
“我也是忍无可忍，既然他们敢于撕破脸皮，我也必须站出来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胡决定以牙还牙。
法庭激辩
9月2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原告胡奉宪、第一被告张某、第二被告百事（中国）均未直接到场，分别委托了律师出庭。
对2002年3月29日，百事（中国）西区销售部经理张某试图到成都市移动通讯公司青羊宫营业厅获取胡奉宪的电话清单，但被公安机关制止一事，双方没有异议；同时对张某事发后被借调百事（中国）的合资公司重庆百事天府饮料有限公司代理销售总监也无异议。
但是，对张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侵犯商业机密，其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和百事（中国）的共同行为，双方各执己见，在法庭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电话清单是不是商业机密？这是构成是否侵权的核心要件之一。
第一被告张某的代理律师四川恒成律师事务所曾亚西律师认为，张某的行为只能属于侵犯隐私权。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规定，所谓“商业机密”第一要具备保密性，第二要可以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并能被直接利用。但是，胡奉宪的电话清单并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也不具备直接利用性，不构成商业秘密。他还表示，即使按照原告观点认为胡奉宪的手机通话清单是商业机密，也非原告即四川韵律的商业机密。
而原告律师周卫平则指出，在所有的大型企业里，其负责人的电话尤其是手机的通话记录都直接承载着重大商业机密，张某窃取电话通信记录的行为当然是窃取商业机密。事情发生后，为避免商业机密外泄，胡奉宪不得不频繁更换手机。四川韵律与几家国际大型企业的合作谈判也被迫中断，一些合作伙伴因担心电话被窃听而减少甚至取消了与四川韵律的沟通联系。
该案的另一个核心要件即，张某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这将关系到百事（中国）是否有直接涉案。
张某曾对公安人员说：“我平时工作挺辛苦，可是工资待遇却不高，（月薪）只有2万元左右。他们做老总的年薪都很高，我心里不平衡。我想通过这个电话单知道这些老总平时都在什么地方，完全是出于好奇心。”
原告律师周卫平、张明澍就此质疑：胡奉宪是四川百事的老总，而非百事（中国）西区分公司的老总，张某作为百事（中国）西区的一名销售经理，不去对自己的老总产生“好奇心”，却瞄上了素不相识，与其个人更没有任何经济、社会和其他联系的胡奉宪，这样说不是很勉强吗？而且张某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外合资企业高级职员，在工作和生活中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有“窥私”等不良嗜好，却不惜采取违法手段，企图窃取胡奉宪的手机通话记录。这不是用“好奇心”能解释得通的。
周还指出，涉嫌侵犯他人隐私权和侵犯商业机密，在国际上，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张某在出现如此丑闻之后，不降反升，由百事（中国）西区分公司的销售经理，调任为其合资公司重庆百事天府饮料有限公司的销售总监。对此，周认为这“明显是对张某以个人名义为公司承担窃取胡奉宪手机通话记录的责任的一种保护和奖励”。
第二被告百事（中国）公司的代理律师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江敏律师表示，事发之后，百事（中国）曾对张某进行过严重的警告处分，她同时强调，张某只是借调重庆百事天府饮料公司销售总监，而且百事（中国）西区公司和重庆百事是两个独立法人单位，其职务并不具备可比性。
周卫平表示，由于张某与百事（中国）的雇佣关系以及事发当时及其后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四川韵律有理由将它追加为第二被告，法院经过审查后，认为符合受案条件，故立案受理。
经过一天的审理，法院没有做出最后的判决。据法院方面透露，本案的最终判决结果将在稍后一段时间内予以公布。
醉翁之意
实际上双方在“电话门”案上的较真，是商业谈判之外的另一种较量。
胡私下承认，目前四川韵律的策略就是“以法行事，以打促谈”。
10月18日，四川百事和百事（中国）在斯德哥尔摩仲裁的第一次听证会将移师德国科隆举行。外界有人分析，四川方面此次举动，有意影响该听证会。9月28日，百事（中国）传播总监杨美虹女士接受本报记者咨询时表示，此次听证对仲裁最终结果起重要作用，四川百事此时挑起一年半前的“电话门”事件，“用意就是要‘搅水’，借机炒作，以舆论来对百事（中国）造成不利影响，施加种种压力，我认为这起不到丝毫作用”。
杨美虹女士同时表示，作为有100多年历史的国际性大公司，他们不屑卷入对方不断炒作的所谓是非之争。根据国际惯例，仲裁期间，百事不对外面发表涉及案件的任何意见。
杨美虹称，此事发生后，百事（中国）特地聘请一个独立调查公司了解此事，调查报告显示，没有公司其他人员涉及在内，“百事公司与所谓‘电话门’行为绝无关系，属员工个人行为”。
目前，对于风波本身的解决态势，中方提出希望继续合作，甚至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但百事方面则去意早定，坚决要求仲裁解散中外合作公司四川百事的原则不改变。他们等待瑞典国际仲裁院的最后裁决。(记者 陈楫宝 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