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伊利，其它乳品企业都有等米下锅之虞。3月18日，蒙牛总投资2．5亿、日处理鲜奶900吨的“四期”工程在和林生产基地开工。4月6日，蒙牛又在内蒙古磴口县签下2亿大单，年底前在该地建造10－15条生产线，日处理鲜奶360吨。如顺利建成，蒙牛鲜奶处理能力将达到2900吨，这一规模将成为中国乳品企业的一个新纪录。但以目前的供应量，蒙牛每天缺口可能要达到1000吨左右。
实际上，地处大草原的伊利和蒙牛已是行业的幸运儿。整个中国都处于奶源紧张的阴云之下，长江以南更甚。
正是每年以26．2％增速发展的乳业拉紧了供应链条。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快报显示，2002年规模以上乳品企业销售收入340．3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25．2％；乳制品产量增长25．6％；液体乳产量增长65．8％。而这一增速并没有放慢的迹象。蒙牛董事长牛根生预测：“到‘十五’末期，中国乳业大约有1000亿销售额。”也就是说速度将达到30％以上。
4月15日，一个被称为“牧场园区”的项目在伊利厂区以西10公里外的原野上破土动工——该项目计划在今明两年建设20座牧场园区，总占地面积达到2万亩，养殖10万－20万头奶牛，项目全部投产后，伊利可新增50万－100万吨的鲜奶源。该项目总投资远不止20亿元——但这实际是一个带资引资项目，伊利集团希望以10亿资金吸引10亿投资，迅速造就一批养殖“大户”。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乳业企业上下游的产业链基本处于比较落后的“公司＋农户”模式上。农民每家一般养一两头牛，挤下奶后送到乳品企业的收奶点，这样做容易导致掺水和“有抗奶”现象。后来一些知名企业大都建起了奶站——农民须赶牛到奶站挤奶——虽解决了质量问题，但弊端仍然清晰可见：企业与农户的关系十分脆弱，双方均无安全感——奶源紧张时农户择价高者出售；销售不畅时，农户宰牛卖牛，等于釜底抽薪。鉴于此，一些优势企业开始以向农户提供贷款的方式形成紧密供应链，比如伊利已为养殖户发放贷款7亿元，蒙牛也在5亿以上，但这并没有改变散养的自然状态。
此次伊利举10亿资金入园，意义显然不仅要毕其功于一役，一举解决奶源供应的瓶颈，而是企图用资本焊接产业链条，不仅保证伊利无断粮之虞，更重要的，同时建立一种新的上下游模式——“公司＋大户”模式，为以后更国际化的“公司＋农场”模式埋下伏笔。以澳大利亚为例，这个国家有2万个奶牛场，存栏奶牛常年在1500万－1800万头之间，户均奶牛750头－900头。
蒙牛称他们不会选择伊利这样的方式，在他们看来，“打的”比买车更经济。实际上牛根生也被称作“整合社会资源的高手”，比如蒙牛的奶站、送奶车，包括员工宿舍都是利用社会资金组建，蒙牛一分未投。对于奶源，蒙牛更愿意用“看不见的手”从容配置。
拉动上游链条
行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乡村公路上，时常能看到这样的标语：养好一只羊，赛如种好三亩粮。而对奶牛养殖户来讲，收益可能更大，蒙牛公司新闻部的张治国就打过比喻：养一头奶牛，就如同家里有一个处长，如果养了十头牛，就好比有十个处长同时往家交工资。
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内蒙古的奶牛养殖业正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扩容，自治区畜牧业厅计划处处长王坚说：“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原因，过去，人们一般把养牛养羊看作是副业，现在发现这实际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产业，一字之差，表明农民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
伊利的张振飞算过一笔账。他说，一头荷斯坦黑白花奶牛现在的价格大约在1．5万元到1．8万元之间，一头奶牛一天产奶大约是20公斤，现在市场收购价是每公斤1．73元，其中的饲料等成本约1元左右，利润率高达70％。当然，全年算下来利润率不会这么高，奶牛怀孕期间不产奶，这段时间要排除在外，如果一年按4－6吨实际产奶量计算，年利润就在2900元－4300元之间，但是，不产奶并不表明没有收入，如果奶牛产下母牛犊，现在的市场价是3500元一头，一年的收入就非常可观，平均开来，4－5年完全能收回成本投入，回报率在20％以上。
在包头经商达12年之久的温州人腾建兄已嗅到奶牛养殖业蕴藏的巨大获利空间，4月初出手5000万在包头市的东河区圈下430亩地要建一座奶牛场。这位温州人的精明之处在于，他并不仅要养5000头良种荷斯坦奶牛，实际更多的资金花在配套设施的建设上，像奶站、奶牛医院、牛舍等。这样，他的奶牛场摇身一变兼有了能为方圆几十公里的牧民提供服务的功能，他也就能从每个相关领域中赚取利润。
自治区各地的养殖业已呈汹涌之势。据当地媒体报道，杭锦后旗副旗长王永国就称，今年该旗已安排1亿元的畜牧业养殖贷款，其中奶牛5000万、羊3000万、肉鸡2000万用于帮助农牧民购买优良品种。作为边远地区，一个普通的旗动员1亿元已是非常惊人的数目。
王坚说：“到年底，自治区奶牛数可能要到150万头，增速50％。”
成长为巨型企业
1999年，牛根生离开伊利创建蒙牛时，江湖上多了一段恩怨故事，但大草原却崛起了乳业的“诺基亚”军团。牛从伊利出走，一个根本原因是“功高震主”。据说，当初董事会免去牛的职务，令其择500公里以外的学校进修，且时间不能低于两年，但半年后工资全部停发。
如今赢得一片喝彩的蒙牛也有令人狐疑之处：为什么要如此快速扩张？须知扩张太快的风险并不比其它风险小，比如人才、资金链，都有可能因绷得太紧而有断裂的危险。但蒙牛对此并不以为然，他们争辩说，蒙牛实际已存在了二十年——三年来从伊利转入蒙牛的各级干部多达400多人——而伊利做乳品市场有超过二十年的历史，所以人才并不是问题。至于资金更不在话下，前有去年年底摩根等投资，而蒙牛今明两年肯定也要上市。
蒙牛有一层话并没有说出来。牛根生是那种强调大智慧、制造大概念的人。他的大智慧表现在市场销售上，并不是他所声称的“大智靠德”一类——而是真正领悟了市场这副牌局，或者说他找到了出牌足以制胜的机会点。
牛根生出山之时，乳业市场看似纷纭繁杂，2000家企业龙争虎斗，其实正处于跑马圈地的时代。总括起来主线只有两点：其一，乳品的主战场只在京、沪、穗及东部沿海大中城市；其二，主宰这些市场的大都是“市场优势企业”。
所谓“市场优势企业”，是指这些企业之所以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只是特定时期造成的——他们是计划时代无竞争环境下的产物。这些企业的优势因最靠近主要销售市场产生，比如制造成本、运输成本、进入成本都比较低，而时间又比较长、认知度比较高。
因此，在这副牌局中只有三个主要变量：产品、品牌和成本。显然，像蒙牛这样的新创品牌不具有市场认知优势；但在产品质量上，牛根生认为可以拿“草原优质牛奶”与市场优势企业一搏；此外，如果形成规模，就可扭转成本劣势——大家手中的牌会相差无几，形成旗鼓相当之势，如操作得当，极易胜出。
牛根生显然认为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乳业牌局就是产品优势企业与市场优势企业的对抗，在品质日趋同质化之后，谁规模大谁就更有胜算的把握。至于国外巨头，虽有诸多优势，但因为不熟中国市场水性——不会做终端，短期内不足为惧；而其它地域的品牌，既师出无名，手中又没有具竞争优势的牌，终难成大器。
这应是牛根生成立蒙牛以后大造呼和浩特的“中国乳都”概念，力主打“草原”牌并不顾一切上规模的深层动因。呼市称“中国乳都”，自有一定道理。内蒙古去年底奶牛存栏数是98．37万头，占全国500万头总量的1／5；从历史上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大草原是中国主要牧场之一，养殖牛羊自有渊源；同时，内蒙古人更乐意讲他们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日照长，昼夜温差大，鲜奶奶质明显优于其他地区。不过，在专家看来，只要能种植玉米的地方就可以养奶牛，牛奶的质量则主要看配方和配料。
伊利董事长郑俊怀属于那种不动声色却渴望抢占先机的人，这从伊利的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出。1993年2月，股份制这一形式在中国刚出现不久，郑就对伊利前身呼市回民奶食品总厂进行股份制改造，成立内蒙古伊利股份公司；1996年3月，伊利又作为乳业的第一支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不久前，赶在财政部下文制止ＭＢＯ前，郑俊怀借金信信托之手干净利索地完成经理人接管——郑的老谋深算可见一斑。蒙牛人也承认，伊利经过此次ＭＢＯ后，现在的蒙牛已没有更多的优势——如果以前还有所谓“体制”上的优势的话，但两强相争，结果可能是发展速度更快。
草原上的企业能迅速成长为巨型猛兽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当地的政府普遍存在的“项目饥渴症”对他们形成 “负压”现象。像在内蒙古地区，投资机会可能并不多，除了依托畜牧业打主意，很难再有做其它产业的资源和人才储备。所以，一旦发现企业有做大的形态，当地政府不仅会在政策、资金诸多方面不遗余力地支持，而且各地会提供许多优厚的条件诱惑企业前去投资。像蒙牛，两次扩股加摩根投资自有资金应在3个亿以内，但牛根生说这几年投资已达20亿，牛奶又不是微软的碟片，如果没有优厚的政策，单利息早已将它压垮。伊利也同样，像“牧场园区”项目，就是由当地政府无偿提供土地、保证三通一平和铺设道路。据说当地对此极为重视，已被列入地方首脑的“Ｘ号工程”。
等待奇迹
牛根生与郑俊怀的恩怨故事已超出了两人的范围，现在更多的内蒙古人都在收获他们这个行业带来的巨大边际收益。
中国的“三农”问题说简单了就是人和资金的问题。劳动力无法转移，一个锅里喝稀粥，自然穷困；回报率低，吸引不到投资，所以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城市化显然是大势所趋。但在大草原上，乳业的异军突起却让人产生柳暗花明眼前一亮之感——乳业和相关的养殖、种植业同时也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一家乳品企业可以带动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农牧民家庭，这对当地政府的意义可能比单纯的利税更有吸引力。今年1月2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考察通辽期间曾到蒙牛科尔沁公司视察，蒙牛董事长牛根生就曾特意对胡锦涛汇报说：“按照公司的生产能力，需要20多万头牛，涉及近20万户奶农，人口约六七十万。”这还只是养殖业的数字，如果再加种植业，人数可能接近百万。
私下里，蒙牛因在短短三年中就影响了这么多的农民已被称作“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最大的一个造饭碗企业”。蒙牛称，三年来，已直接创造就业岗位6000余个，新的项目上马后还将扩容到1万多个。
伊利也同样如此，伊利现有奶牛基地三个，签约奶牛22万头，上下游产业链加上集团现有员工涉及人数也在百万左右。
内蒙古现有人口2300万，劳动人口1000万以上，仅伊利和蒙牛两家目前间接吸纳的就业人数已达到当地总就业人口的1／20。
现在内蒙古存栏奶牛中高品质的荷斯坦黑白花奶牛只有60余万头，其余均为国产的“三合牛”，年产量低于3吨以下，无论从品种或是数量看发展空间都非常大。这与国外对比可以看出，新西兰26万平方公里，拥有390万头牛，内蒙古118．3平方公里——几乎是新西兰的4倍——拥有13亿亩草场，2000万亩水浇地。王坚讲，由于现在奶牛基本都是圈养，并不占有牧场，所以不存在奶牛存栏数的上限——也就是说，只要下游能消化掉，内蒙古的奶牛可以无限制地养下去。
伊利称，2005年要达到100亿的规模；牛根生则更看高一线，他说：“到‘十五’末期，估计我们和伊利等北方企业在全国三分天下有其一，可能达到300亿，伊利做得好达到200亿，我们100亿，或者各占一半，或者我们可能多一些。”
若以近4年全国平均发展速度26．2％推算，三年后，蒙牛、伊利相加可达到150亿的销售额，这远低于两家的实际速度。伊利的平均速度是50％，蒙牛则达到365％；今后三年蒙牛为自己设计的速度是每年翻一番。即便只以伊利年均50％的速度为基准推算，2005年两家相加也将达到200亿以上的规模。以现在的比例放大，那时吸纳的直接、间接就业和涉及的家庭总人口可能将达到700万人，将超过自治区目前总数的1／4。
当然，规模扩大后肯定会使就业率递减下来，比如伊利现在启动的“牧场园区”项目，全部建成能安排6500人就业，如果加上“牧场园区”奶站等配套，可能会有1万人，如果再加上周边3万亩饲料基地，就业人口可能要达到3万人，但总涉及家庭人口不过10万人左右，是现在放牧模式的1／6。但每头乳牛的成本可能要增加3000－5000元。所以有反对者称，国外地广人稀，规模化是不得已而为之，实际养殖成本并不低，中国的优势是劳动力成本低，过分强调规模化实际是削足适履，不足取。张振飞介绍过，现在在内蒙古300元就能雇到一个工人。
如果按一半规模化一半散养计算，涉及总人口将在400万人左右——这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试想，如果草原上有十几家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再加上对其它行业的刺激，比如服务业、运输业等，其结果则是——几十年令高层倍感头疼的“三农”问题至少会部分消融——就像一个中国草原版的“诺基亚故事”，一个地区因为一个企业和一个行业成就了一个经济奇迹。
当然，要达到这一目标困难重重。资金缺口就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难题。今年新增50万头奶牛需要150亿左右的资金，考虑到内蒙古每年工农业总产值不过数千亿，财政收入数百亿，形势非常严峻。自治区对外资的渴求内地人可能想象不到，“有的地方对吸引外资到了几乎下跪的地步”，有人这样评论说。
技术工人和技术支援的匮乏也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同样是荷斯坦黑白花乳牛，国外年产量可达7－8吨，进口到国内，每年只在4－5吨左右，关键就是配方不到位。这很可能拉高总成本，消解掉劳动力的廉价优势，使得可能的经济奇迹不复存在。(记者 李清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