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餐馆和一个商圈
《经济观察报》：作为上海最繁华的商业区徐家汇里面最红火的一家餐饮企业，大千美食林3年前停止经营、旧址被改成电脑城后，你就“神秘失踪”了，有人因此认为你可能因为在投资上出现重大失误而撤出了上海，但是，现在你又回来了，其中内幕是什么？
黄海伯：其实不是撤走和回来的问题，“大千美食林”这个品牌就一直存在，只是3年前停止经营，把大千美食林总部的大楼出租给人家一年多以后，又把这栋大楼卖掉，进行企业转型、做其他的事情而没有经营大千美食林餐饮。现在这些事情做得更好，比原来的更扎实，所以它又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经济观察报》：现在你们仍然没有恢复大千美食林的餐饮经营，只是剩下了这个品牌，是吗？
黄海伯：是。转型以后的大千美食林，现在主要是围绕着餐饮食品进行多元化，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产业链。
《经济观察报》：3年前大千美食林餐饮的规模是不是很大？
黄海伯：我们开了一个以大楼做餐饮的先河，一共有7层楼，其中的5层楼拿来营业，底层是各国的快餐，整栋楼可以同时容纳5000人吃饭，日营业额最高达到80多万元，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打破这个纪录，一家店一年营业额最高可以达到1亿多元。
《经济观察报》：你们停止经营竟然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黄海伯：大千美食林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都很高，已经深入人心了，而且它处于徐家汇商圈这个全国最红火的地方的中心，是这个地方最早的企业之一，是徐汇区第一个台商企业，带动了这个地方的发展。所以，我们停止经营好像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的结束，引起了轰动。
《经济观察报》：大千美食林对徐家汇商圈的形成起了怎样的推动作用？
黄海伯：用人们的话说它是一个功臣。我们1992年在徐家汇开张，是当时上海滩上惟一一家用大楼做餐饮饭店的，而且，我们在经营上首创了许多东西，对老百姓来说是记忆犹新。比如，我们做“大千”月饼，每年都有新招：我们第一个做月饼期货，5月份开始预售提货券，价值 100元的月饼，5月份的价格是50元，6月份卖 60元……10月份中秋节时卖100元，希望能以销定产，不要造成浪费；为了保证月饼的质量，我建了一个观光工厂，任何时间都对观众开放，从投料用料开始，全部过程一目了然，这样，消费者可以吃到放心的月饼，而且，将工厂推向了良性循环，因为工作人员随时都在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自然养成了操作规范，也减少了管理人员；此外，我自我要求的起点高，生产车间的卫生要求跟无菌手术室的要求一样。我们还首创了报纸夹页广告，掀起了夹页广告热潮，在提高了大千美食林知名度的同时，还为邮电公司创造了很大的业务。而且，在这个品牌下面，1993年我们还投资了上海中学的国际部。这是上海最早的国际学校之一，获得了很大的盈利。上海人非常崇拜的徒步走遍中国的余纯顺是大千美食林赞助的，他是我们的荣誉职工。此外，献血、捐款建10个希望小学等等公益事业都在民众中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些东西聚集了人气，促进了这一代商业的发展。
醉翁之意
《经济观察报》：据说你在投徐家汇这一块的时候先看了有关上海市的规划，你是怎么看到这个规划的？
黄海伯：上海招商引资的时候就告诉了我们这个规划。在招商引资会上有关部门跟我们讲，这里将来会发展到什么什么程度，希望能够过来投资。
《经济观察报》：等于你抢了一个先？
黄海伯：主要是当时其他投资者没有兴趣、没有信心来。而我觉得大陆是要大发展的，徐家汇商圈发展要比过去比较成熟的南京路等其他商圈容易，因为它们的格局已经定下来了，很难进行全面改造，要做一些新东西比较困难。徐家汇是交通要道，是一个容易重新开始的地方，又是大使馆聚集的地方，很有发展前途，投资升值的潜力非常大。
《经济观察报》：你当时投资徐家汇的这个餐馆的时候，对于徐家汇商圈什么时候能够形成或者比较成型、完整这种问题有没有考虑？
黄海伯：我当时认为3年之内徐家汇商圈初步模式可以形成，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上海改革开放以后，它的进步都是跨越性的，很多时候进展都比预期的要快。徐家汇在开发了第一期的时候，又规划第二期，就是我们现在的产业布局。
《经济观察报》：在这种情况下，你买下了这栋楼以后，房价一年年都在涨，是不是？
黄海伯：是，飞涨。
《经济观察报》：现在是不是最高？
黄海伯：这两三年都差不多。
《经济观察报》：所以以前卖掉跟现在卖掉没有太大的区别。大楼卖了多少钱？
黄海伯：9600万元。
《经济观察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能不能说你投资大千美食林餐馆实际上也是投资商铺？
黄海伯：对。我们的生意实际上是两笔，一个是餐饮业上的，另一个是房地产业上的。我投资这个餐馆的时候是有这方面的计算的。当然，在房地产方面我不光有这个项目，在上海还有几个项目，在海南也有投资项目。另外，我代理了云南某个香烟的外销，在海南也有食品业。
《经济观察报》：你早期在美国有很多产业，据说最多的时候同时拥有6个公司，而且做得也很成功，你是怎么想起来要到大陆投资的？为什么一开始就选择餐饮业？
黄海伯：我来大陆之前是章光101在北美地区的总代理。我第一次来大陆是接受了章光的邀请，到大连参加一个婚礼。来了以后，以前就有交往的沈阳飞机厂请我去给他们上课。慢慢地我觉得大陆会是一个很有前景的地方。所以我先在海南投资了食品工厂，这个工厂后来刚好赶上海南房地产最热的时候，所以很快就赚到钱了；接着我做云南香烟的外贸，因为国际通路好，我也做得很好；再后来我转到上海投了房地产，同时投资大千美食林。大千美食林是一个实业，做得非常好。那个时候别说做餐饮，做别的也都比较容易赚钱，况且我们有前瞻性、国际观，思路比较清晰。但是到今天已经10年了。“十年磨一剑”，百行百业都已经发展很好、发展很成熟，这个时候再想去很容易地做生意、赚钱是不现实的。
《经济观察报》：你做了这么多的投资，现在能够形成品牌的也就只有大千美食林了。
黄海伯：大千美食林，还有大千月饼。所以虽然我们的楼卖掉了，大千美食林、大千月饼这个品牌还是长盛不衰的。我们去年月饼销售额是直线上升。上海的地铁到了这个站，都要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有个大千美食林，到今天还是这样。虽然今天这个地方变成了电脑城，但是大家还是习惯把它叫做大千美食林。大千美食林已经成为了上海文化一个难以割舍的部分。
《经济观察报》：1994、1995年在大陆很出名的一位策划人说，要想做大事，最好先做准备，最好的两种准备途径，一个是做记者，一个是开餐馆，因为这两个行业都可以接触方方面面的人和事。于是，这位策划人在进入策划行业之前（就是他说的所谓做大事），当了一段时间的记者。而我感觉，你之所以选择餐饮业，是因为你想做更大的事情，其实你已经在做餐饮的同时做了别的事情。你赞同这位策划人的观点吗？
黄海伯：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赞同的。因为接触面广了总是对你好。
餐厅这个东西接触的范围是很广的，光政府部门、业务部门就有20多家。另外，有了一个聚集的地方，也可以结交方方面面的朋友。餐厅做得好，我又喜欢交朋友，那更加相得益彰了。来大陆发展的话，有朋友是很重要的。朋友是一个财富。
开餐厅使得我熟悉了投资环境，掌握了投资政策，交了许多好朋友。另外，在此期间，我积累了许多基础知识，天文地理、生物化学，什么都学一点。这些东西对我以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
大干一场
《经济观察报》：听说在10年的饭店经营经验的支持下，你现在已经完成了企业的转型，准备大干一场。
黄海伯：对，大千美食林已经由原先的单纯餐饮企业转型成为一个以餐饮、食品为主，多元开拓的综合性企业。
我们已经和江西吉安县、泰和县签订了50年的合约，在那里种植了13万亩欧美速生杨。速生杨的生长周期是6到8年，所以是一个长线投资。这个项目可以应对中国入世后面临的进口纸浆的冲击，同时也可以为当地的生态工程服务。这些林场分布在赣江流域，伐木的时候，只要将木头放到江里顺流而下，就可以到达加工厂，连运费都省了。在那里，除了种树，我还养肉牛，计划每年出栏率达到4万头，按照一年半可以出栏计算，我要养6万头才能保证这个出栏率。这个本身是可以循环的：种树的同时可以种草，树长高了以后，就可以把牛放进去了，牛的粪便又可以做树木和牧草的肥料，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生态链。同时，江西有许多甘蔗梢、玉米秆、地瓜藤，当地都拿来作燃料烧掉，太浪费了，所以我拿来氨化后做了牛的饲料。用类似的方法，我还养了鹅和山羊。
以餐饮品牌为基础，我在上海青浦的朱家角建了一个生态型的都市休闲庄园——大千庄园。育种和技术都在这里面实施，种、苗送到江西，满足那里的需要；而牛肉等则可以满足上海的餐饮、食品业的需要。这本身又在上海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有自己的孵化场、饲料厂，自己的土地、储备中心、养殖场，自己的食品加工厂、快餐连锁店。养殖场和大千庄园结合在一起，又形成了一个新循环：我们用畜牧的粪便作原料，建了一个沼气池，然后用沼气来发电，利用过的粪便氨化以后又可以作为鱼的高蛋白饲料。大千庄园占地200亩，本身就是集旅游、休闲、度假、美食、探险、科普于一体。
在这个产业链上比较重要的东西还有食品和快餐。在青浦朱家角工业园区的大千月饼厂房已经完成扩建工作，它现在是占地1万平米的国际化现代标准观光工厂，以生产面包、糕点、月饼为主。我还将在上海市区开出100家连锁品牌快餐店。这是新概念都市休闲快餐店。
我们现在有4个公司：上海大千美食林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大千美食林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大千美食林餐饮有限公司、江西大千美食林实业有限公司。我打算成立一个集团公司，这个集团里面的树啊牛啊都在成长，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可以上市。我预计3年以后能上市。
《经济观察报》：你的这些产业的总投资是多少？
黄海伯：每一个都不同，而且是有交叉的。比如速生杨13万亩都种完的话需要1500万美金；养6万头牛近1000万美金；食品厂因为原来有厂房以及设备，需要的投入少一些，大概是1500万元人民币；大千庄园工程需要几千万元人民币；100家快餐店是滚动发展，做到十几家的时候，以后使用特许加盟连锁。
《经济观察报》：同时上马了这么多项目，你不担心在时间、资金、精力方面有什么困难吗？
黄海伯：我这些项目全部是独资项目，而且没有一分钱的贷款。另外，从刚才说的产业布局你可以看出，我从事的投资是长、中、短期相互配合的，每个项目之间都有关联性，自己的土地、养殖场、饲料厂、食品加工厂、连锁销售店形成了稳固的生态链，节省了成本、增强了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在上海的10年里，我们已经培养出了一批得力的主力干部。
联动营销
《经济观察报》：去年发生的“冠生园事件”给整个月饼行业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整个行业滑坡很厉害。在这种整体不力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还要扩大大千月饼的生产？
黄海伯：去年的那件事情确实使很多月饼厂家的诚信面临了严峻的挑战。但是我们却恰恰是这种整体行业不利环境下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几年以前就建立了观光工厂，我们的品质是出了名的。而且，我们对自己的高要求也是出了名的。在生产卫生方面，我请教了主管部门：“什么样的地方卫生标准最高？”人家说是制药车间。我就问：“还有没有更高的？”人家告诉我说是手术室。于是，我就按手术室的要求建工厂。我的观念是，我们要求自己100分，可能会挂万漏一，因此我们要求自己120分、150分甚至于 200分，这样才能达到预期值。
我们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使得我们的月饼销售在去年不但不下降，反而直线上升。今年我们的月饼厂房比去年大了4倍，到目前为止月饼预订的数量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0多倍。去年我们的销售额是3000多万元人民币，今年预计能够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
《经济观察报》：你说你们几乎每年都有创新，今年在月饼销售方面有没有什么创新？
黄海伯：今年是大千月饼生产十周年，我们无论在馅料还是包装以及销售方法上都有创新和提高。馅料更能体现大千美食林外资企业在进货方面的优势，更加优质、卫生，包装上更能体现人性化的消费趋势，在销售方面则隆重推出了“品大千月饼、游大千庄园”活动，每买一盒大千月饼，就能得到一张大千庄园的门票，到大千庄园游玩观光。
《经济观察报》：我感觉你是在卖月饼的同时推销你的大千庄园。
黄海伯：是一举多得的东西，我们既回馈了社会，又推广了我们的庄园。大千庄园计划在今年12月1日开园，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在这里，游客将可以尽情地在野外烧烤、骑马、垂钓、划船等，最大限度地融入大自然；也可以住在农民家中，体验农家的安适生活。
一个缩影
《经济观察报》：你经商已经有20多年了，而且在台湾、美国、大陆都做过生意或者实业，你能否概括一下你不同投资阶段的背景、理念？
黄海伯：第一个阶段是在台湾，我没有正式做生意，但是从小就看我父亲做生意，他屡屡失败，吸取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父亲的教训给我一个重要的启示：做什么事都要努力推到良性循环上去。在恶性循环中，对事也是错事；而在良性循环中错事也是对事。当然这是指小错误，不能犯大错误，否则也要沦为恶性循环了。当然要想达到良性循环，开始时也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父亲的失败虽然影响了家境，却使我早熟起来，一直到长大我还经常反省父亲的教训，从中得到不少的启发。然后在台湾服军役的时候代表不同的部门做了很多事情，让这些部门有很好的盈利。
起了做生意的念头是1978年，我到了美国，并且在1980年退役后在那里做生意。在美国做生意一开始受到了很多磨练。退伍后我用退伍金办了两货柜中国工艺品，运到美国。我以为美国人也会喜欢，自己开着车到各州去推销，两个月下来搞得灰头土脸，就是卖不掉，最后只有半价求售，认输、认赔，赔得很惨。我在德州做绢花也碰到类似的教训，最初按我们中国人的眼光选颜色，没想到美国人喜欢大红、大黑，黑花上还要喷上白点，叫我们看这不是办丧事吗？嘿，它就是好卖。我从中总结出来一个简单的道理：并不是你自己喜欢什么，别人就一定喜欢，况且中美文化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工艺品推销不出去，我却发现了商机：美国人对高尔夫球用品很感兴趣，台湾正好有很多高尔夫球工厂。于是我修正了经营方向，跑遍了台湾的高尔夫球工厂，每个工厂蹲两个星期，学习设计、学习制造，很快我也成了专家，开了自己的工厂，建立起销售网络，一举成功。90年代，我的自有品牌高尔夫球用品销售额在美国一直排前5名。还有艺术手表，我也开厂子，也做到了前几名。此外还做国际贸易。我最多的时候同时拥有6家公司。所以，第二阶段的前半部分比较失败，后半部分却非常成功。
来到大陆以后分两个阶段，大千美食林的楼房卖掉之前是第三阶段，之后（也就是现在）是第四阶段。
在美国做生意比较简单，只要勤奋、敏锐，是很容易上台阶的。在大陆的前阶段机遇和风险都很大，可能投100元就可以挣到10万元，也可能投10万元什么都没有；现在各方面都很成熟了，在专业上、资金上、运作上都要有一定的实力，所以我把以前比较分散的产业整合了起来。当然，10年前刚到大陆，对这边的情况比如文化底蕴、人的思维、规章制度不是很了解，有一定的隔阂，也比较辛苦，在本土化方面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10年前我们有国际观、前瞻性的优势。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发展，比祖国内地快了几步，我亲身经历过，对国内经济的脉动就比较能够把握，这就是所谓的前瞻性。再一点是国际观。我跑过70多个国家，一年要用掉上百张飞机票，跑得地方多了，就会有比较、有思考，博采众长。另外从各国的差异中，也可以找到许多商业机会，也了解了各地商人的差别。譬如，台湾人做生意多是些中小企业，但以外向型贸易为主，积极开拓外销，但各立山头，谁搞出个新东西，大家竞相追逐，前几年新产品可以占领一年市场，现在不到三个月，又要挖空心思去想新的了。日本靠几大商社，这些商社像巨型章鱼一样，爪子伸到各行各业，掌握了国内商业的命脉，它们在世界各国的商业情报网络是无以复加的，专业及钻研的精神也是值得赞许的。韩国是靠国家的力量，组织几个大公司，起到了像日本大商社的功能，在世界市场的争夺上增强了竞争力。此外，犹太人做生意不带任何感情，他们教育孩子的方法就很奇特，对孩子说：“过来，爸妈抱你，”身子却往后一闪，让孩子摔个鼻青眼肿，然后教育他说“什么人都不可以相信”。总之，做生意要知己知彼、了解对手、了解环境、了解时势，然后发挥个人的优势。但是，10年后的今天，这种优势已经不存在了，因为进来的外资企业太多了，也有太多的人出去过了。但是，我们的本土经验在这10年里已经非常丰富，这将是我们未来的重要优势。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成熟的商业经验、资金运作经验以及足够的人才储备。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你在台湾商人中具有典型性吗？
黄海伯：没有。我没有在台湾做生意，我也不大会和台湾人做生意，台湾企业文化和我的企业文化是不尽相同的。所以，我和台湾商人是很不一样的，我跟美国商人比较接近。
《经济观察报》：你能不能比较一下台湾商人、美国商人、大陆商人的不同？
黄海伯：和美国人做生意比较单纯，一个几百万美元的订单可能喝一杯饮料就搞定了。但是和台湾人做生意不一样，我曾经有过一个经历，他们把我拉过去，上午是吃饭喝酒，下午和晚上还是吃饭喝酒，到了半夜还不知道主题目的是什么呢！我来到大陆最初主要是和国营企业打交道，可能不是很规范，他们会有不同的心思或者要求，都需要你去琢磨，但是现在大陆的商人越来越规范了，尤其是上海这个地方，比较讲信用。
黄海伯：
1949年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工商管理硕士。
1949年底随母迁居台湾。幼年及青年在台湾接受教育，服役期间在陆军官校正期班（前身为黄埔军校）及美国德克萨斯州防空导弹学校学习，并在美国州立大学深造，专修企业管理和商务。
1981年退伍，即在美国进行投资，发展实业和贸易。
1989年，回到祖国投资，现任上海大千美食林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及上海、台湾、香港、美国等多间公司董事长。 (记者 黄海川 王晶 李俊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