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由于粮价下跌、粮食生产区农民收入持续下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受到了严重挫伤。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阎颖和孙颔委员在发言时一致呼吁，各级政府应采取切实有效的综合措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卖粮难，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九五”期间，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转折。但是，进入2000年，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
据有关资料分析，粮食产量下降主要是因播种面积减少，夏粮播种面积减少2000万亩，秋粮播种面积减少10%，约减少粮食产量800多亿斤，加上部分地区干旱等自然灾害，共减产900多亿斤。
阎颖委员说，粮食产量下降，有调整农业结构和品种结构合理的一面，从长远看，对农民、对消费者、对减轻财政负担都有利；但不可忽视的是，连年丰收之后出现卖粮难，粮价低，种粮无利可图，农民不愿种粮的现象比较突出。
据他介绍，目前粮价连续下跌，已跌至低谷。据统计，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安徽等省2000年小麦定购价和保护价合一，每公斤为l.14元，比1997年降低25%。各地市场价格跌幅还要大。最近粮价略有回升，但仍处于低迷状态。
阎颖委员说，这种情况，如不采取有力措施，粮食生产出现更大的滑坡不是没有可能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就出现过类似情况，教训是深刻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阎颖委员认为，当前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粮价长时间低迷，卖粮难，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如连续滑坡，不出几年，可能会发生较大的问题。
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谁都不可否认，保护粮食生产能力的基础，是保护好耕地。人口多、耕地少，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
然而，自1958年以来，我国耕地连年大幅度减少。近几年仍以很快的速度递减。今后一段时期，人均粮食应保持在400公斤左右(其中直接食用的口粮约270公斤，种子、饲料、工业用粮等约130公斤)，社会需求总量5000亿公斤左右。据孙颔委员说,随着人口继续增长，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食物结构的改善，对粮食的需求不是趋减而是趋增。同时，还须考虑自然灾害的发生，有必需的储备，实行以丰补歉。因此，他认为，必须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不能少于16.5亿亩。他说，即使如此，也还要致力于单产水平的提高。
阎颖委员说，我国的粮食生产存在很大的脆弱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地区之间的发展又很不平衡，边远的贫困地区还有相当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同时，还应看到粮食生产的周期性，有丰有歉(人们认为的一般规律是“两丰两歉一平”)。粮食产量如连续滑坡，要几年时间才能恢复过来。他认为，为了保障粮食供求的基本平衡，首先要保护基本农田面积不少于过去的数量，还应把稳定粮田面积作为干部责任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检查和考评，以便把粮食生产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
孙颔委员也呼吁，当前一定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控制城镇和工交等建设对耕地的非农占用，要求做到占补平衡。他建议,今后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可以按市场供求状况合理安排粮食与经济作物的种植，但不能将基本农田改种多年生的林果或挖掘鱼池等，否则一旦粮食紧缺就再难回调。同时，要继续加强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不断提高耕地的生产力。
粮食收购储备要强化责任挤干水分
我国敞开收购余粮后的贴息、专储粮的损耗、处理陈化粮的差价、合理库存的利息费用、粮食风险基金的地方财政配套等，一般都有相当部分要由地方财政负担。孙颔委员认为，这种产粮、购粮越多而包袱越重的状况如不下决心改变，势必影响粮食主产区的积极性。
他指出,现行的粮改各项政策措施，与农民利益最直接相关的是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余粮，但不少地方并未切实做到，往往限收、拒收和压级压价收购。这种市场放又没有完全放开、管又没有完全管住的状况，必须及早改善。他认为，国家要加大承担防范粮食风险的责任，以减轻粮食主产区地方财政的包袱。
阎颖委员也说，多年来，由于粮食丰收，粮源充裕，农民不愿多存粮，城市用粮单位不愿多存粮，城镇居民也没有存粮的习惯，全部由政府承担宏观调控任务，压力大，财政负担重。建议有关部门制定藏粮于民的办法，鼓励用粮单位和城镇居民储存部分粮食，以丰补歉，减轻政府的压力，缓解卖粮难。
据了解，目前，国务院已部署开展全国粮食清仓查库工作，一定要认真组织、加强检查，切实查明库存粮食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防止可能发生的弄虚作假。因为“水份”多了就会影响国家调控粮食生产和市场的正确决策。
孙颔委员认为,现在仓储的陈化粮为数不少，有些已不能用作口粮、甚至不能用作饲料，要及早处理以减少损失，并可腾空仓库增加新粮收储能力。(本报记者杜登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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