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宋时期的酒店
唐宋时期，酒店十分繁荣。就经营项目而言，有各种类型的酒店。如南宋杭州，有专卖酒的直卖店，还有茶酒店、包子酒店、宅子酒店（门外装饿如官仕住宅）、散酒店（普通酒店）、苍酒店（有娼妓）。
就经营风味而言，宋代开封、杭州均有北食店、南食店、川饭店，还有山东河北风味的“罗酒店”。
就酒店档次而言，有“正店”和小酒店之分。“正店”比较高级的酒店，多以“楼”为名，服务对象是达官贵人、文士名流。据《东京梦华录》载：
（开封）麦曲院街南遇仙武正店，前有楼子后有台，都人谓之“台上”，此一店最是酒店上户，银瓶酒七十二文一角，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
郑东仁和店、新门里会仙酒楼正店，常有百十分厅馆，动使各各足备不尚少阙一物。在抵都人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只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
这种豪华酒店，消费水平如此之高，平民百姓绝不敢问津的。
另一类是普通的或低级的酒店。宋元以后，酒楼一般专指建筑巍峨崇华、服务档次高的大酒店，而酒店则逐渐特指专营酒品，没有或只有简单佐酒菜肴的酒家。
就经营所有制而言，既有私厨酒店，也有寺院营业的素斋厨房，还有官志的酒店。
（三）明清时期的酒店
明清时期酒店业进一步发展。早在明初，太祖朱元璋承元末战争破坏的经济凋敝之后，令在首都应天（今南京）城内建造十座大酒楼，以便商旅、娱官宦、饰太平：
洪武二十七年（１３９４年），上以海内太平，思与民偕乐，命工部建十酒楼于东门外，有鹤鸣、醉仙、讴歌、鼓腹、来宾、重译等各。既而又增作五楼，至是皆成。诏赐文武百官钞，命宴于醉仙楼，而五楼则专以处侑歌妓者……宴百官后不数日……上又命宴博士钱宰等于新成酒楼，各献诗谢，上大悦……太祖所建十楼，尚有清江、石城、东民、集贤四名，而五楼则云轻烟、淡粉、梅研、柳翼，而遗其一，此史所未载者，皆歌妓之薮也。时人曾咏诗以志其事：“诏出金钱送酒垆，绮楼胜会集文儒。江头鱼藻新开宴，苑外莺花又赐酺。赵女酒翻歌扇湿，燕姬香袭舞裙纡。绣筵莫道知音少，司马能琴绝代元。”（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
有理由认为，明初官营大酒楼的撤销，除了管理弊窦、滋生腐败等内部原因之外，外部因素则是兴旺发达起来的各种私营酒店企业的竞争压力所迫。因为明中叶时，已经是“今千乘之国，以及十室之邑，无处不有酒肆”（胡侍《珍珠船》卷六）的餐饮业十分繁兴发展的时态了。酒肆的“肆”，意为“店”、“铺”，古代一般将规模较小，设务简陋的酒店、酒馆、酒家统称为“酒肆”。
除了地外繁华都市的规模较大的酒楼、酒店之我，更多的则是些小店，但这些远离城镇偏处一隅的小店却是贴近自然、淳朴轻松的一种雅逸之趣。因而它们往往更能引得文化人的钟情和雅兴。明清两工的史文典献，尤其是文人墨客的笔记文录中多有此类小店引人入胜的描写。同时，由于读书人的增多，人仕的艰难，和商业的民展等诸多原因，一方面是更我的读书人汇入商民队伍，另一方面是经商者文化素养的提高，市民文化有了更深广的发展。明代中叶一则关于“小村店”的记述很能发人深省：“上与刘三吾微行出游，入市小饮，无物下饭。上出句云：‘小村店三杯五盏，无有东西，’三吾未有对，店主适送酒至，随口对曰：‘大明国一统万方，不分南北。’明日早期召官，固辞不受。”（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二《小村店》）文中的“上”，当是今北昌平明十三陵“地下宫殿”定陵墓主神宗朱翊钧。这个在位４８年之久（１５７～年）的尸位皇帝，于国事几乎一无建树，明帝国其时已是落叶飘忽，满目西风了。那位小村店主人或许就是位洞悉时局的大隐于市者，因而才坚定地拒绝皇帝让他做官的恩赐。
清代酒肆的发展，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九衢处处酒帘飘，涞雪凝香贯九霄。万国衣冠咸列坐，不方晨夕恋黄娇。”（清·赵骏烈《燕城灯市竹枝词·北京风俗杂咏》）乾隆（１７３６～１６２０年）时期是清帝国的太平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活跃繁荣的鼎盛时代，西方文明虽蒸蒸日上，但尚未在总态势与观念上超越东方文明中心的中国。这首描述清帝国京师北京餐饮业繁华兴盛的竹枝词，堪称形象而深刻的历史实录：早克时节，日朗气清，银屑扬逸，暖意可人。京师内外城衢，酒肆相属，鳞次栉比，棋布星罗。各类酒店中落座买饮的，不仅是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中下社会中人，而且有“微行显达”等各类上层社会中人；不仅有无数黑头发人种，而且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异邦食客，东西两半还应操着说不清多少语言，服饰各异的饮啖者聚坐在大大小小的各式风格、各种档次的酒店中，那情景的确是既富诗意又极销魂的。
清代，一些酒店时兴将娱乐活动与饮食买卖结合起来，有的地区还兴起了船宴、旅游酒店以及中西合壁的酒店，酒店业空前繁荣。中国酒店演变的历史，总的趋势是越来越豪华，越来越多样化。
酒人、酒礼、酒道与酒令
一、酒人
《史记》云“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沈深好书”（《史记·刺客列传》卷八十六），首次得及“酒人”。何谓“酒人”？裴骃集解引徐广曰“饮酒之人”（《史记·刺客列传》卷八十六），即好喝酒的人。好喝酒而成习惯，常喝酒而成癖好，以酒以为乐，以酒为事，无甚不可无酒，无酒不成其人，言其人必言酒，是可谓“酒人。”由此观之，酒人是一切爱酒、嗜酒者的统称。但中国历史上酒事纷纭复杂，酒人五花八门，绝难统为简单品等。若依酒德、饮行、风藻而论，历代酒人似可略区分为上、中、下三等，等内又可分级，可谓三等九品。上等是“雅”、“清”，即嗜酒为雅事，饮而神志清明。中等为“俗”、“浊”，即耽于酒而沉俗流、气味平泛庸浊。下等是“恶”、“污”，即酗酒无行、伤风败德，沈溺于恶秽。纵观一部数千年的中国酒文化史，以这一标准来评点归类，历史上的酒人名目大致如下：
（一）上上品
上上品可谓“酒圣”。李白《月下独酌》诗云：“所以知酒圣酒酣心自开”（《全唐诗》卷一百八十二，《月下独酌》之四）。李白（７０１～７６２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隋末其先人流寓碎叶（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北部托克马克附近），白出生于此。用酒来缶时世抗争，来缓解自己在政治和精神重压下的痛苦与压抑，达到一种“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满，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巴中趣，勿为醒者传”（同上之二；又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贵事》卷四《醉圣》，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正是在这种境界中，李白才发为奇语，歌为绝唱，进行了辉煌的创作，为民族留下了珠光，璀璨的伟大诗作。这种凭酒力返本还真，充分实现自我，创造非凡业绩的酒人是当之无愧的“酒圣”。酒使李白实现了自我，“天生我才必有用”，成就了伟大的业绩；酒又帮助他超越了自我，成了中华学人不阿权贵，率直坦荡，成名立业的楷模，成了民族历史上士子文人的自况形象。正如史论所称：“李白嗜酒不拘小节，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尝错误，而与不醉之人相对议事皆不出太白所见。时人号‘醉圣’。”陶潜（３６５或３７２或３７６～４２７年）字渊明，一说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人，也堪称酒中圣人。历史上有许多可以列为酒圣的文学圣手、思想哲人，他们饮酒不迷性，醉酒不违德，相反更见情操之传岸、品格之清隽，更助事业之成就。
（二）上中品
上中品谓“酒仙”、“酒逸”辈。“酒仙”是虽饮多而不失礼度，不迷本性，为潇酒倜傥的酒人。杜甫《饮中八仙歌》云：“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乡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全唐诗》卷二百十六）诗中所讲的“八仙”分别是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八人。
（三）上下品
上下品谓“酒贤”、“酒董”辈。孔子云：“唯酒无量不及乱。”这应当是酒贤的规范。喜欢有节，虽偶至醉亦不越度，谈吐举止中节合规，犹然儒雅绅士、谦谦君子风度。此谓有“酒德”，是深得酒中三昧——“酒中趣”者。东坡居士、公安袁中郎（１５６８～１６１０年）辈虽“不胜杯杓而长夜兴勃勃者”，当属此类。苏舜软（１００８～１０４８年）“少慷概有大志”，“在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益读书，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善草书，每酣酒落笔，争为人所传。”（《宋史·苏舜软传》卷四百四十二）其人可称为“酒贤”的极好代表。这类酒人的另一类型是精于鉴别酒味酒质的“酒董”：“娄江酒董别酸甜，上第青齐落感二三。”（曹寅《南辕杂诗》之八）。其实许多酒人也都精于品酒，而作为酒人的标准，则更重在酒事的修养和风度。
（四）中上品
中上品当指“酒痴”。此辈人沉湎于酒而迷朱性灵，沉沦自戕，达到痴迷的地步。晋人张翰（约２５８～３１９年），是其代表人物。翰字季鹰，吴（今江苏苏州）人。见“天下纷纷，祸难未已……求退良难”，“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