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投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丁学东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撰稿称：“中投公司(CIC)是一个进行多元化投资的长线财务投资机构。我们认为，投资农业可以获得稳定回报，有效对冲通胀，并分散风险。”
超过13亿人的吃饭、吃肉、喝奶的需求，使中国农业被认为是一个潜力无限的庞大市场。要在这个市场赚到钱并非手到擒来，处理不慎，还有可能出现水中捞月的局面。
跨国粮商四大巨头之一的ADM日前宣布，将其亚太区总部从上海迁至新加坡。这家在国际农产品市场跺跺脚，地皮也许也要抖一抖的巨头，在中国生产饲料预混料和甜味剂，名头不响，且在公众的视野之外。
跨国公司挣钱难，本土公司也好不到哪去。今年愚人节，国内最大的水稻加工企业之一*ST大荒(600598.SH)宣布完成向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剥离其米业资产的交易。2013年，*ST大荒米业实现营业收入40.6亿元，但是巨亏4.22亿元。
逃离农产品市场的不止北大荒一家。同样在今年4月，主营业务包括种猪繁育和生猪养殖及销售的高金食品(002143.SZ)宣布资产重组预案，不再卖猪肉，摇身一变以影视剧制作和品牌推广等作为主业。至于上证所、深交所的涉农类上市公司踏足房地产等“不务正业”的案例更比比皆是。
搞农业难赚钱，跟农业靠天吃饭的产业属性有关系，也与农业在中国特殊的地位有关。为了保证数亿农民收入的稳定和从事农业的积极性，有关方面对稻谷、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最低收购价或者临时收储等措施支撑价格。
2013年，发改委等联合发文，确定粳稻最低收购价每市斤1.50元；这一托市价格与2009年的每斤0.95元相比，每斤上涨了0.55元，合每吨上涨1100元，涨幅达到了约58%。
强力的行政干预使国内稻谷的价格稳定提升，国际市场上稻谷的走势却并非一路向上。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越南、泰国等海外大米一度比国内大米每吨低1000元左右，廉价的境外大米使国产大米特别是低端大米竞争力丧失殆尽。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业与工业的“剪刀差”曾使农民吃了不少苦头；而近年的行政干预开始反其道而行之，不断提高原粮的价格；但是粮食加工后的产品进入消费环节时，为了避免通货膨胀，行政部门会对物价进行干预，中粮集团的公开资料对这样的情形写道：“政府部门将根据市场情况进一步做好价格调控监管工作，在‘必要时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实行价格临时干预措施’。”
粮食加工企业因此陷入到进退维谷的困境中。国内另一家较大的稻谷加工企业中粮集团旗下的中粮控股(00606.HK)历年财报显示，其大米加工及贸易自2010年出现1851万港元的亏损后，2011、2012、2013年分别亏损1.49亿港元、2.45亿港元、1.55亿港元。
一位跨国公司的中国区负责人曾表示，在中国，为了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增收的目的，政府对一些初级农产品价格制定了最低收购价。当然任何事情都会有两面性，当这一收购价高于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国家地区的同类进口农产品价格，将会直接对国内食品生产商带来成本压力，这阻碍了国内的投资与技术创新——行业可持续发展的两大要素。以猪肉为例，巴西和美国的猪肉制品生产成本分别仅为中国的60%到70%。
今年，大豆临时收储将调整为更加市场化的目标价格补贴，大豆价格重新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是否会扩展至其他主粮品种尚不得而知。中国的农产品市场，行政干预和发挥市场的力量之间形成平衡，让价格尽可能如实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粮食加工企业和农民都能挣到钱，投资农业获得稳定回报才可能变成现实，而不是期望和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