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中外合资企业；政府也有很多对外合作，但我们的高校却没有和世界著名学府来合作办学。同时官本位体制也阻碍了中国人创新。
亚洲潜力巨大，具备后发优势以及创新意愿。如果亚洲能够在这一轮革新与创新的浪潮中把握际遇，实现更多的自主创新，并围绕革新与创新加强外部合作与内部互联互通，将有可能使得亚洲再次实现一轮经济腾飞，甚至实现长久、可持续的亚洲富强梦。
如何激发亚洲的本土创新？何为亚洲的创新路径？西方两百年来的创新兴衰能为亚洲提供何种借鉴？亚洲各经济体之间应该如何围绕革新和创新互联互通、深化合作？——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延伸的话题。
今年，《博鳌观察》再次携手全球著名经济学家菲尔普斯、魏伯乐、陈志武等，与众企业家进行深入对话，解析亚洲的创新难题，为亚洲企业的创新寻求实现途径，推动亚洲各国、地区政府于政策层面对创新给予持久鼓励和促进。
正略咨询创始人赵民对经济学家的提问做出了以下回答：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德·费尔普斯：一些人认为，可以通过西进，即企业内迁，在内陆地区建设新工厂并调配人力来实现持续的高速增长。您是否认为这个战略足以实现亚洲的雄心壮志？
赵民：要想通过西进达成企业经济高速增长，关键是交通要便利。只有在交通便利的前提下，西进的综合成本包括人工成本才具有竞争力。所以对亚洲来说，最重要的是成为"新丝绸之路"的铁路大动脉要打通，只有铁路大动脉打通，陆运比海运更快，成本更低，才会有竞争力，企业向亚洲内陆腹地迁移才有意义。如果交通基础建设跟不上，这种想法就是空想。
以亚洲的现状来看，近几年在这方面有一些进展。比如中国高铁的运营能力、在建规模都是世界一流的。中国的技术在走出去，中国的资金也在走出去，通过和其他国家合作，加强了国家之间的交通连接。
同时还要看几个亚洲经济合作机制能不能顺利建立发展，比如现在10+2、10+3、亚太经合组织等能否拉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可以，西进的步伐会加快，在三五年内是可以看到曙光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德·费尔普斯：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经济中的创新率。在亚洲企业界领袖们的心目中，推动亚洲自主创新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是在政府层面？资金层面？是企业家不愿投身于这样的项目？是担心失败的风险？还是亚洲人不愿意标新立异，去尝试不同的路径？
赵民：不是资金问题，更不是企业家不愿意冒风险的问题，最主要的，一个是保护知识产权法律体制的缺失，还有一个是教育观念陈旧。
亚洲国家为什么山寨产品多，主要是知识产权法制缺失。这几年中国在这方面有所改进，去年10月，出台了相关新的法规，已经与英美法系的取证责任制度十分接近了。
除了知识产权保护，还有一块是教育的问题。从传统基础教育到精英高等教育，都值得我们反思。我们的教育内容太陈旧，学生在互联网上获取的知识远远多于他从课本上所获取的；我们的教育方式也陈旧，亚洲的传统文化，强调顺从，强调集体一致性，并不鼓励个性张扬、不支持个人追求，对失败的包容性也不强。我们有中外合资企业；政府也有很多对外合作，但我们的高校却没有和世界著名学府来合作办学。同时官本位体制也阻碍了中国人创新，年轻人在学校里就没有创新的动力，等到他到社会工作岗位上再去谈创新，是很荒唐的。我个人对十年来的高等教育是不满意的，认为这是亟需改变的。
通往梦想的旅程最幸福
记者：借着"六问"的访问机会，来自我们官网BR中文网的网友也有问题，有网友问，您怎么定义幸福？
赵民：对大部分人来说，幸福就是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法治社会对人的惩罚就是限制自由。如果在经济上摆脱了低层次的穷困，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是周游世界，还是精心写作，或是跟朋友闲聊，或是在地下室、车库、互联网上创业，在图书馆里做学问，能够通过努力实现心中所想，当然最后能否实现有很多因素，但这个过程很幸福。幸福就是有机会去尝试，去实现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