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控通胀和提高农产品价格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的传统矛盾。政策往往呈现有规律的变动——通胀高了，拿农产品开刀；当通胀问题不那么尖锐了，又支持提高农民收入。但这种被动式应对政策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暴露弊端。
我国人口、经济结构正在加速变化，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成本刚性上升投影到农业生产上，农产品价格趋势性上涨。但每轮政策调控通胀时，首先考虑食品占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权重最大。政策一味压制，挫伤的是农民生产积极性，为下一次农产品价格暴涨埋下伏笔。姜、蒜、花生的过山车行情无不如此。
过多行政干预，会导致市场失灵。农产品价格保护性政策从本意上来说是好的，但客观上形成了价格分离，造成农民在市场价、临时收储价、最低保护价、配额内进口完税价等面前摸不清方向。现在国内玉米产量有点多了，几大粮商还不断从海外低价进口，玉米价格一路下滑，已形成长期涨价预期的农民惜售心理严重。到了临时收储截止日，此时到底要不要卖粮，下一年度种什么成为难题。中国农民不好当，既要猜市场，又要赌政策。
农业上下游之间，也无法找到一个完美政策，让买卖双方都满意。国内棉花市场失灵是另一类典型。2010年全球棉价飙升，国储低价抛棉让纺织企业接到大量出口订单，但随后两年棉价大跌，为了保护棉农利益，国储又反过来高价托市收购，这令下游企业被迫接受全世界最贵的原料，叫苦不迭。
此外，部分消费群体对食品安全不断重视，愿意支付更高的代价，但恰恰另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对价格变化特别敏感。消费者日趋多元化的需求，必然造成农产品价格和管理的混乱。
通胀和农产品价格困局的根结还在于人多、地少、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我国18.2亿亩耕地，算上复耕面积达到23.5亿亩，每年还需要进口5000多万吨大豆、数百万吨白糖和棉花，折合耕地缺口高达六七亿亩。相关政策的出发点，在于保证粮食安全并抑制通胀。我国的耕地中，有16.6亿亩用于小麦、玉米、水稻三大主粮，这是省长抓的“米袋子”，3.2亿亩种蔬菜瓜果，是市长负责“菜篮子”。而绿豆、大蒜、棉花这类农副产品无暇顾及，最后只有通过发改委进行调控。
其实，参考发达国家成熟做法，支持农业和管理通胀并不矛盾。农产品价格高了，发放食品券补贴消费者，农产品价格低了，则直接补贴生产者。而不是行政干预价格，试图在两大目标中寻求平衡，因为这样最终只会扭曲了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