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对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路径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当发展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有人则认为应当发展中小城市集群。从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设角度考虑，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博乐仁：城镇化之所以成为趋势，原因很简单：人们需要学校、医院、公共交通、休闲娱乐等基础设施，城市是提供这些设施最佳地带，而这些设施也必须建在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集约可以降低成本、增加效率。这正是经济腾飞带动城镇化快速发展并且城市愈加密集的原因。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纽约是个典型的例子。纽约非常密集，连地下空间也所剩无几;甚至向这座城市输送足够的电力都成为难题;为保证安全，地铁运营必须采用更为精准的技术。规模越大，城市密集程度就越高，然而这是有限度的。一座城市的人口可以是成百万上千万，但超出城市承受能力的四五千万就是天方夜谭了。
问：对于你刚才提到城镇化面临的挑战，有什么可能的解决措施?
博乐仁：原则是运营成本低，效率高，中国完全可以负担得起，而且符合中国“十二五”规划中降低能源消耗的目标。
具体拿伦敦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在伦敦建立了一个城市与机场快速连接的交通模式，伦敦交通局还采用了我们的“拥堵收费系统”，从而有效控制去往伦敦市的交通流量;此外我们还为伦敦提供可减少高达40%燃油及尾气排放的混合动力公交车;并通过公交卫星定位跟踪系统为乘客提供实时公交信息。通过这些组合方案，我们帮助伦敦的交通流速提高37%，同时减少大约每年15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给城市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
我们通过优化系统管理着4万栋写字楼，帮助物业减少能源费用，先进的智能楼宇系统一般能使楼宇的能耗节约20%-30%，甚至40%;我们运营着世界上最高效的生产整合系统，确保生产高效、可靠;我们拥有能源自动化技术，运营着多座智能电网，甚至可以负责管理某个国家的全部电网，对其进行监测和优化。很多案例可以证明我们有能力和中国在这些方面取得双赢。
问：中国的城镇化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但这种状态还会持续多久?
博乐仁：我认为城镇化会加速。为应对这一趋势，政府需要更先进的技术，同时也会加强推进使用高效能源、减少单位人口和人均GDP的能源消耗和水资源消耗，使城镇化成为一项可持续的进程。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基建?
问：中国基础设施的发展空间诚然很大，但也应该考虑当时当地的合理性，比如说，是否有真实需求，是否有实际效益，是否支付得起，等等。现在有不少批评，很多基础设施的使用率很低，有的高速公路往往只有一辆车在跑。这说明这种需求不是有效的。你判断中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需求有多大?
博乐仁：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发展是需要长远规划的，一两年建设的基础设施会使用二三十年，而且投入很大，因此最好确保这些建设真的能够支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有较高的发展规划和管理水平，即便如此，在投资时也应力求谨慎和准确。
在大多数情况下，基础设施总是滞后的，看看地铁和电力供给的情况就明白了。我们必须确保基础设施支出的时机合适，因为这支撑着GDP的增长。中国现有9%的增长率，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增长率是7%，仍然很高，这意味着必须理智、可持续地利用递增支出以维持高增长率。这需要合理的计划，还必须知道有什么样的技术可用。和技术领先的公司合作是明智的，这可以保证这些基础设施尽可能长的时间不过时。
问：现在中国正在进行产业转移，包括地域上从东到西和价值链上从低到高的转移，你怎么看待其现状和前景?这将如何影响西门子在中国的战略?
博乐仁：中国巨大的劳动力供给是一大优势，也是一大挑战。中国一度是“世界工厂” ，但现在沿海地区薪酬上涨，势必造成竞争力减弱。另一方面，人口如此众多，意味着工业区的转移有助于大陆实现高附加值，产生就业机会和维持该产业。
沿海地区需要新的、更高附加值的产业。创新和技术发展主要发生在工业化的沿海地区。挑战在于，中国不但要为高新附加值的技术建立基础设施，还必须在内地进行基建，为迎接正在转移的产业奠定基础。这不仅需要资本，还要培训人才。这需要支持，我们就是来提供支持的。
许多公司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这是否会成为主流?我不确定，但我觉得选择不太多。比之将人口由东部迁至西部，这是最好的选择，也给当地人居住的地方带来了工业化。当然，如果你们希望利用巨大的劳动力，还必须培训他们，必须在西部建立好大学和职业培训。
无论中国的产业如何转移，都不会对我们的战略产生很大影响。因为我们服务的是整个中国市场，办事处遍布全国。我们还计划增加中国大陆的制造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