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家人的嘱托，蓝赞登再一次搭上了飞往贵州的航班，
1996年，一个叫"佩琦"的服装店，出现在贵阳繁华的中华路上，小店不大，但装修的却很有特色。店里一件件做工考究的衣服，都是蓝赞登亲自从台湾背来的。看着这些服装，蓝赞登的内心似乎平静了不少，他觉得贵阳不仅人多，而且这里的人也非常喜欢新奇的事物，这么漂亮的衣服，销路一定不错，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那些漂亮的衣服却始终无人问津。
蓝赞登：当初一直在卖，卖，卖服装，最不好的时候，我给你讲，这贵阳话有一话叫做(滑竿)。(滑竿)就是一天一块钱都没有卖到。经常性的，一天一块钱都没卖，在贵阳叫(滑竿)，经常性的。早上兴兴奋奋地把店开起来，看到来来，看看走走的。到最后一看，一块钱都没卖到，你说痛苦不痛苦，
事实上，蓝赞登早期的考虑并没有错，房租和员工工资是要省一些，但他恰恰忽略了一点：1996年的贵阳，人均消费水平还比较低，一件衣服的标价超过300元人民币，就基本上无人问津了。怎么办？打折、促销，各种方法蓝赞登都用尽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蓝赞登：这个服装卖不掉，我就得抬回去，把原来这个服装换掉。流行就过了，你知道吗。每一次看到说，赚了钱，钱还不够赔这些冲货，这苦不堪言，那时候也外行。
忙活了半天，蓝赞登并没有赚到钱，为了减少开支，他把自己在贵阳租的房子退掉，搬到一间不足五平方米的地下室里住。地下室阴暗潮湿，他常常感到关节疼痛。极度困苦的生活，让蓝赞登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体重从58公斤减到50公斤。
蓝赞登：那时候是经常一碗面，那时候一碗面才两块五毛钱，一碗面就过一天。总是希望说，我要用什么方法再来把它给撑起来，当初的选择是我自找的，我不能因为这样，我就不起来。
那时候，蓝赞登在贵阳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孤身一人，生意上的不顺根本无处诉说，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却又不知该如何说起。可就在这时，台湾的家里也出现了大问题，本来就性格内向的太太，因为蓝赞登长期出门在外，性格更加忧郁，隔三差五就会吃大量的安眠药，这让远在千里之外的蓝赞登十分牵挂。
〖采访·〗没办法，我太太经常给我打电话说，她又吃了安眠药，怎么办我也回不去，只好打电话给我女儿。
蓝赞登：女儿：然后我也只能赶回去，先打了电话，电话也没人接，家里电话是不通的。所以她整个情绪上是完全，已经有点失控，而且有点封闭。在那个时候，感觉她好象有点忧郁，已经有忧郁症了。
刚开始，女儿佩琦还努力安抚母亲，可时间一长，坚强的女儿也受不了了，蓝赞登在大陆经营的服装店生意并不好，根本无法寄钱回家，因此，每月的房贷和家中的日常开支共计18万元新台币，都是由女儿佩琦承担。经济上的巨大压力，再加上母亲的抑郁情绪，使得原本开朗的女儿渐渐变得沉默。突然有一天，女儿爆发了。
蓝赞登：我记得我把窗户全都关上，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哭的很大很大声，然后就是很吼，跟我爸爸吼着说，你赶快回来，你不要在那边，因为我家里不能没有你，我们少了你，我们没有这个重心，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赶快回来，我们很需要你。然后我爸爸那一头就讲说，乖小孩。他就讲说，乖小孩，赶快回家，不要在外面，赶快回家去，不要哭了，赶快回去。
一边是惨淡的服装店生意，一边是家人的召唤，怎么办？就这样回去，蓝赞登不甘心，可他又能怎么办呢？
蓝赞登：那一种苦处难言之隐，因为当年是我自己选择的，又怎么敢回去呢，不敢嘛。如果是换成另外一个人，也许会说，硬着头皮回去。而是因为以我的个性，我是可以说一只打不死的蟑螂，那么我没有办法，我不敢往后看。当我从台湾的机场带着行李走出来那一刻，我就心里有个念头说，不能往回头看了，
于是，蓝赞登咬了咬牙，心想再坚持一段时间，事情一定会有转机的。
由于服装店的生意不好，蓝赞登已经把它关闭了。无处可去的蓝赞登整天在贵阳街头闲逛。可是，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一位名叫杨新的朋友。寒暄之后，朋友的一番话引发了蓝赞登的兴趣。
蓝赞登：其实他们不知道，我那时候是干巴巴，口袋里头都没有。他们只认为说台湾人嘛。兰总啊，把这个端了，当地的土话，我说端什么。这栋大楼把它买了。我不敢我身上没有钱，我一看这个地段不错嘛，朋友杨新所指的大楼就是位于贵阳第二闹市区的光华路，是一个已经废弃的家电商场，共三层平均售价在6000元人民币左右，而与大楼仅有一条马路之隔的国贸商场，每平米的售价都超过一万元人民币，同样地段，差价却这么大，这下蓝赞登的心又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