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互联网+”概念，如今随着互联网与人们生活深入融合，这个加法正在被不断细化。
在刚刚闭幕的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互联网+”仍然是热门话题。委员们都谈了什么?对我们有哪些启迪?本期将为您盘点。
□ 本报见习记者朱琳
□ 本报记者蒲晓磊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健康是群众的基本需求，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医疗领域投入，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水平，但“看病难，看病贵”、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仍成为制约医疗行业发展的主因。
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智慧医疗正在迅速而深刻影响着医疗卫生服务，作为互联网在医疗领域的新应用，互联网医疗被业界认为发展潜力巨大。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有委员建议尽快制定互联网医疗规范标准以及具体监管措施等，以促进互联网医疗的健康发展。
资源共享
创新医患间交流新渠道
随着我国医疗行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力度加大，医药电子商务、远程医疗服务、移动医疗服务、医疗信息化平台应运而生，云医院也在多地建成，发展互联网医疗时机日趋成熟。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深刻体会到互联网在优化医疗流程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与传统模式形成了相辅相成、协同创新的良好局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武警总医院院长郑静晨说。
不少人去医院看病都有体会，尤其是大医院看病常出现“三慢一快”的特点，即挂号慢、等待慢、取药慢，看病快。
“而利用互联网可以实现预约挂号，精确分诊，医保覆盖，一卡结算，结果推送，实时知情，预防康复，全程引导，节省了时间，方便了病人。”郑静晨认为，互联网医疗发展移动医疗、数据挖掘、辅助决策等新技术，整合医生碎片化的时间，营造远程诊疗、知识支持、智能便捷的职业环境，也提高医生的看诊效率。
郑静晨认为，构建网络上的医院集团和互动社区，还能方便医患交流，实现问诊交流、就医查询、信息披露等功能，形成更和谐的医疗生态。
“通过机制改革、构建平台把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有效连接起来，病历资源共享、检查结果互认、诊断图像互联、诊疗过程互助，可提高整体医疗资源的利用质量。”郑静晨指出，不仅如此，互联网医疗还有利于降低运营成本，如2014年全美四分之一的门诊量是通过远程医疗完成，平均每人次可以节约300美元的医疗费用。“因此，我们也应尝试把原有医疗流程中标准化、可分离的作业，与医疗主体业务分割，例如第三方虚拟影像中心，实现基层机构拍片、远程专家诊断；再如第三方药品配送平台，实现医药分家、医院处方上线、区域药品配送。这些新举措都将减少医院成本，减轻百姓负担。”
保护隐私
制定相关技术规范标准
适时地发展互联网医疗有利于解决医疗资源缺乏和区域性、结构性的资源分配不均衡、资源闲置等问题，尽管互联网医疗发展潜力巨大，但在发展过程中，仍需要相关规范、标准及时出台，以加强监管安全。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彭钊指出，非现场医疗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的，必将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对病人来说是个人信息，是疾病隐私，对提供信息技术的硬件和软件厂商来说，却是精准营销和数据挖掘的宝库。“在互联网医疗中，由于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讯等传输工具的介入，诊疗记录和病历资料则很容易、很可能被医患之外的其他第三方获得，诊疗记录和病历资料等医疗信息，直接关系到患者的隐私权，必须注意提升其安全性保护。”
同时，彭钊坦言，互联网医疗毕竟是非现场医疗服务，而医疗又关乎生命健康，有了合格的软硬件设备，还需健全的规章制度并落实监管，制定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从事互联网医疗行为与信息技术企业的关系的基本规则，哪怕是信息技术服务机构作为隐藏在医院身后的服务供应商，医患双方的举证责任分配等设计也必须充分考虑非现场医疗的技术等特殊因素。
彭钊建议，我国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政策，积极促进和有序引导相关技术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工作。设定医疗机构进行互联网医疗必须具备的最低软硬件条件、确立确保安全的规章制度、厘清责任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与其他互联网企业合作的业务规则。
梳理规范
厘清法律关系责任问题
互联网医疗中的法律主体主要包括:医疗机构(医师)、药品生产与经营者、居间人(如互联网企业等)、患者等。
医患关系的本质是医疗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互联网医疗虽突破了传统医疗服务合同的时空限制，使医疗服务不再局限于医疗机构这一单一合同主体，但却并未改变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这一本质。”彭钊说。
彭钊指出，医生通过互联网为患者提供远程服务，无论是咨询还是诊疗，都仍然符合医疗服务合同的法律特征，都仍然要受合同法等法律的约束。
此外，彭钊认为，互联网所传输的医疗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即其数据服务的质量，不但关系到整个互联网医疗服务的质量，还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死安危。
“同样，分析互联网医疗中的法律责任，也需要以‘人’为核心，方能理顺不同的法律关系，厘清不同主体的不同法律责任。”彭钊指出。
彭钊建议，卫生行政部门按照医疗服务流程图的思路，尽快梳理制定互联网医疗的基本规范，这样，才能有利于规范互联网医疗发展。
互联网+农业
抓紧建立农业大数据信息平台
□ 本报见习记者朱琳
□ 本报记者蒲晓磊
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确定了大数据发展的国家顶层设计，大数据与农林牧渔等传统行业的结合已是行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智慧农业’已成为未来农业发展的关键词。”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建议，加快我国智慧农业发展建立农业大数据平台。
信息不对称制约农业发展
刘汉元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分散经营和生产模式，使得市场竞争参与者对信息的依赖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不仅可以通过建立综合的数据平台调控农业生产，还可以记录分析农业种养过程、流通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并通过分析数据，制定一系列调控和管理措施，促进农业高效有序发展。
2012年，在国际经济持续不振、需求不断减少、饲料原料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我国的罗非鱼产量却大幅增长，广大养殖户遭受巨大损失。
刘汉元指出，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农业生产者无法获知需求的变化而盲目生产，并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主因之一。事实上，导致信息不对称的主要原因除了生产者对信息缺乏分析使用能力外，更重要的是缺少权威性、预测性和信用约束功能的行业大数据信息平台和统一的市场供需信息平台。因此，作为全球农业大国，我国有必要尽快建立农业大数据信息平台以解决农业生产、消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目前，大数据在农业中应用最普遍的领域之一就是精准农业或智慧农业。通过对气候、土壤、水、空气质量、作物成长、鱼禽畜的生长，甚至是设备和劳动力的成本及可用性方面的实时数据收集，预测分析之后用来作出更科学、更精准的决策。”刘汉元说。
建立平台实现服务面对面
农业大数据平台包括种植业、养殖业等子平台，同时根据农业的产业链条划分，目前农业大数据主要集中在农业环境与资源、农业生产、农业市场和农业管理等领域。
刘汉元说，利用最新的计算机数据挖掘技术、互联网、多媒体和云计算服务模式，以农业智能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云平台”+“智能终端”为主要载体，各方有机结合，贯通省市县(区)乡(镇)村户的信息服务渠道，实现“三务”进村，服务“三农”。
“此平台是一个高度‘智能挖掘’与高度‘傻瓜应用’相集成的农业智能综合信息平台，实现了农业信息服务从产前、产中、产后的一站式信息服务与全程指导。”刘汉元说，这就有效解决了农业信息服务“最初一公里”信息资源整合难题和“最后一公里”信息进村入户难题，有效实现了农业信息服务的面对面。
刘汉元进一步解释说，通俗地讲，就是让农户知道春天种什么，秋天卖什么，顾客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最实惠的农资产品。
完善数据采集共享等机制
“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大数据统一平台，助力产业链各环节的科学决策，实现可持续的产业发展和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进一步推动智慧农业的建设进程。”刘汉元建议，由国家和各地农业主管部门牵头，联合科研机构、各领域大型农业企业和农户，完善农业大数据采集、共享、分析、使用机制。
刘汉元指出，农业大数据平台的建设涉及多个细分领域，因此，要建立我国农业大数据平台数据采集、共享、分析和使用机制，要做好数据资源整合，统一农业大数据标准，率先开放农业部门的自有数据，引导和协调农业相关部门开放数据，积极引入各方面社会力量参与到农业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工作中，开发农业大数据产品，服务农业生产。
“同时，要向农业供应网络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一个独立的、以大数据为手段的、值得信赖并且安全的平台，让他们在认同精准农业理念的前提下，能够互惠互利地汇总、分享和交换数据。”刘汉元说。
互联网+食品安全
□ 本报见习记者李沐
□ 本报记者蒲晓磊
“近年来，伴随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重组及新的食品安全法颁布，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已有改善。但在当前‘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食品安全面临更多新的挑战，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及信息的传播变得更加复杂。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民众对食品的安心感和信任度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副主委、上海市侨务办公室原副主任蔡建国指出。
据最新公布的《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2015)》显示，2005年到2014年的10年间，全国食品安全事件达22万余起，平均每天约发生60余起，且2005年以来年均事件发生量逐年上升，在2011年达到历史峰值，2012年起开始下降，但2014年又开始出现反弹。近年，涉及网络食品安全性的事件也有增无减。
据统计，2014年我国的网购食品用户规模已经接近5000万人，且上升趋势明显，保障网络食品的安全性是当务之急。
新的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应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依法应当取得许可证的，还应当审查其许可证。
蔡建国说，第三方平台加强准入审核，只是对生产经营资格作出认定，却不能保证其所提供食品的质量及安全性，实际流通过程中的食品安全性就更难掌握。“换句话说，有资格进行生产经营食品的网络市场主体并不一定守法经营，这仍然未能走出市场准入式监管面临的普遍困境。特别是对于近期被集中曝光的网上订餐行业的监管，基本处于空白状况。”
“与此同时，网络食品安全信息泛滥，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亟须健全。”蔡建国说，网络的普及特别是微信、微博、QQ等自媒体的发展，食品安全信息得以大量传播和快速蔓延。据报道，腾讯每天在微信平台要屏蔽约达200万到400万条食品安全谣言。即便如此，民众每天仍然会接触到大量的谣言和误传，导致对食品安全状况不安甚至恐慌。
蔡建国指出，目前网络上的食品安全信息，绝大部分是揭露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及其危害，仅注重揭发和引导民众关注食品安全事件本身，而忽视引导对食品供应链乃至整个食品消费文化的系统性思考和反思。换言之，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牵涉到生产、加工、销售、消费、监管等各个方面，更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饮食消费习惯密不可分。例如，土壤污染、农药残留超标等生态环境问题下，保证农产品的安全性绝非仅仅是食品安全领域内的问题；大量使用农药的反季节果蔬生产，热卖的激素“速成”鸡翅，随处可见的冒着黑烟的烧烤摊位等，除了指责生产者道德缺失和监管不力以外，是否还应该反思消费者自身不尽合理的饮食习惯?
“扭转食品安全的系统性危机，需要整个社会的系统应对，而非简单地对政府监管或企业逐利的道德批判，这正需要网络平台发挥良性引导和教育功能。”蔡建国指出。
蔡建国建议，首先应加强社会舆论引导，形成食品安全全民参与、社会共治的意识。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由单纯依靠政府监管向多方主体参与、多种要素发挥作用的公共治理层面转变。当前，食品犯罪手法不断翻新、行为更为隐蔽，单靠监管部门很难及时发现和打击，可继续发扬有奖举报等手段，引导群众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监督，为社会共治凝聚力量。
其次，细化和落实网络食品监管。围绕监管部门在网络食品交易监管领域的权限，监管部门对网络食品交易纠纷、投诉机制及相应责任等，都需作出更加明确、细化和可操作的规定。关于网络电商的法律责任，除加强准入审核以外，还应健全日常网络贸易中的监管机制，防止任何问题食品通过网络流向社会，并切实保障好消费者在网络食品消费全过程中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再次，创新思维，发挥互联网的有利因素，推进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常态化，化解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危机。目前，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但是，风险交流在实践中是我们的薄弱环节。”
最后，对食品安全的治理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必须要有系统性思维。食品安全问题不仅反映出某种食品存在安全性问题，往往背后隐藏其他多种复杂因素，如果仅仅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很难将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消除，从而导致相类似的食品安全问题“改头换面”，接二连三，此起彼伏。
蔡建国说，食品安全治理的系统性思维就是要将食品的安全性问题，置于行业发展规律、产品供需状况、经济社会问题、民众的消费习惯和食品安全知识等多种因素中进行综合分析，不仅要追究监管制度和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还要从根本上铲除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保证食品安全的长治、久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