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一直困扰着中国，但公众仍担心转基因安全。
中国拥有世界1/5的人口，但可耕地面积只占世界的7%。粮食安全一直困扰着这个国家，杀虫剂和过度施肥不再像当初那样能明显提高诸如水稻等农作物的产量，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温度，亦让农作物生长受到挑战，因此中国政府已开始大力资助转基因作物的研究。2014年秋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之前，发表了习近平主席的一次演讲，他号召中国科学家应大胆地、创新地掌握转基因技术的至高点。最近的“五年计划”也凸显了生物技术及农业领域，将其作为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最近，笔者在北京会见了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著名遗传学家高彩霞。多年来，该学院的研究员被安置在一个简陋、苏式的建筑中，但是今年春天，他们不仅扩大了实验室，而且还对其进行翻新，新设施里有乒乓球桌、咖啡休息室。他们还建立了公共实验室，有新的显微镜、离心机以及其他设备。高彩霞引领我到新的温室中，一进入温室，她的眼镜镜片因突然变化的湿度而模糊起来。在丹麦工作十年之后，2009年她回到中科院，领导一个基因编辑研究小组。她主要研究抗除草剂水稻以及抗旱玉米。最近，她的工作主要是编辑小麦的基因，从而使其减少由一种真菌引起的、常见的小麦疾病——白粉病。虽然目前我们有条件利用杀菌剂进行控制，但是这会使得农民暴露于有害化学物质中。去年，她的研究团队发表在Nature Biotechnolgy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高彩霞指着一组红陶罐称，每个罐子里面长的是绿色小麦芽。“那些贴有白色标签的是转基因作物”，她自豪地说。
但同许多其他植物遗传学家一样，高彩霞还没有看到她的实验性小麦、大米、玉米挪出实验室或温室。这些研究由政府资助，但遭到了热心公众的激烈反对，从而使得它们难以出现在市场上。“尽管技术已变得更好、更安全，但反过来争议声也越来越大，”高彩霞说。1997年，中国批准了第一个商业转基因作物——棉花，现在它仍被广泛种植，最后一次颁发的转基因作物商业许可证，还是2006年的事，那是对转基因木瓜的批准。自那以后，商业种植前景一直停滞不前，几乎很少有科学家能收到测试转基因作物对周边环境的生物安全许可证，而这是转基因作物在考虑商业化之前，必要的安全性评估步骤。
张启发，为数不多的获得转基因作物安全实验许可的中国科学家之一。2009年，他的转基因水稻能表达苏云金芽胞杆菌的一个基因，从而可用来抗害虫。于是他不得不忍受公众的攻击，甚至是对他人身安全的威胁。2010年，张启发在中国农业大学做一场有关转基因的演讲，一个男听众从观众席朝他扔了一个陶瓷杯子，他勉强地闪开了，另外一位女听众则大呼：“张启发，你是个卖国贼！“事实上，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焦虑主要来自绿色和平组织、乌有之乡以及一些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主观臆断言论，这其中甚至也包含一些抵抗西方意识形态的情绪。《中国日报》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约有84%的受访者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
事实上，对转基因作物的不同态度也反映了决策者的意见分歧，他们也对公众这一舆论缺乏敏感。虽然大部分转基因研究是通过科技部资助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中国的科学实力，但监测以及最终进行商业批准许可则由12个代表机构来决定。农业部负责召集，对转基因的态度则受制于国务院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决定，简而言之，决策者考虑公众反对转基因持续升温，于是他们犹豫是否会继续进行商业化。来自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中国科学政策专家曹聪表示，中国一方面大胆地进行转基因研究，一方面又表示要谨慎地推动转基因发展。
事实上，中国并非是在转基因问题上踌躇不前的国家。最近，在美国，墨西哥餐厅Chipotle就禁止向煎饼中添加转基因成分，这一举动起初赢得了大量民众的赞赏，但随后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等组织利用主流研究结果指出：没有数据表明转基因食物对人体健康有不良影响。在中国，科学博客和大众媒体也经常引用类似的观点，但由于它们在普通民众中缺乏公信力，因此民众并不接受这一观点。
食品安全向来是中国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的电视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选秀节目，但是鲜有节目来讨论食品的安全问题，而在这方面他们的血泪史已经不少。这一后果则导致民众对食品安全产生信任危机，从而使得中国也很难引进新的食品技术，纵然他们真的需要新技术。来自苏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的人类学家Sam Geall过去18个月一直研究中国民众对转基因的态度。他指出，即使决策者称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但公众也不接受这一观点。 食物安全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由于相关部门之前对食品市场监管不力，普通公民现在也越来越不信任中国的本土食物，于是代购以及海淘逐渐火热。这也导致一个坏结果，即中国受教育最好的群体，也是最反对转基因的群体，因为他们对过往食品安全的不满情绪，会在转基因问题上倾泻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