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超，宁强县质监局纪检组长，2014年7月接受宁强县人民检察院调查；2014年8月12日，因涉嫌犯食品监管渎职罪被依法取保候审；2014年11月27日，宁强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2014年12月12日，法院判处胥超犯食品监管渎职罪，免于刑事处罚。
12月18日，胥超告诉澎湃新闻，从自己被调查到现在，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担心丢了工作，又想找回清白。
几天前，胥超到宁强县人民法院拿判决书时，被问及“要不要上诉”，胥超回答“要上诉，我比窦娥还冤”。当时就有人劝他，“这么小个事，都免予刑处了你还要上诉，别最后把工作搞丢了”。
对于胥超和他的家庭来说，这份“铁饭碗”和一月3800元的薪水非常重要。但他很矛盾，一方面不想因此丢掉工作，另一方面又不想背着一个罪名度过一生。
1982年出生的胥超，2005年大学毕业后，通过陕西省公务员考试，以笔试第一的成绩考入汉中市质监系统，后被分配至宁强县质监局工作。
“我自认为自己干工作是非常认真负责的”，今年32岁的胥超早在3年前就坐上了副科的位置，担任宁强县质监局纪检组长一职。2012年元旦后，胥超开始分管食品安全工作。
始料未及的是，一年后，随着宁强县9名芽农被判刑，他也因此站上了被告席。
澎湃新闻：你认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判决判错了？
胥超：是的，这个案子本身就有问题，他们（指检察机关和法院）所依据的国家质监总局第156号公告，只是说不让添加6-苄基腺嘌呤，并没有说这个东西是有毒有害的，那芽农就构不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156号公告发布后，省食安委让质监部门负责管理豆芽的生产，我们也作了宣传和检查，让芽农不要再添加6-苄基腺嘌呤。但是至今也没有一个检测标准，再说豆芽应属于芽苗类蔬菜，不是加工类食品，不能按照加工食品的标准来管理。
到现在也没办法证明添加了6-苄基腺嘌呤生产的豆芽是“毒豆芽”，我就不存在将大量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造成的危害前提都是不成立的。
澎湃新闻：那你认为芽农也是被冤枉的？
胥超：“毒豆芽”案本来就有问题，判芽农有罪并没有证据。156号公告是不允许在食品中添加6-苄基腺嘌呤，没有说不能在农产品中添加，在农产品中，它应该属于农药。这个原卫生部有关复函都是有解释的，食品中禁止6-苄基腺嘌呤不是因为食品安全原因，而是缺少工艺必要性。说它是“毒豆芽”，必须要有直接证据证明它是，应该是科学公正的，而不是发个文件说它有毒就是有毒。
我们是管食品的专业部门，我们都绝对不敢认定它是有毒有害的。现在看，只有芽农清白了，我们才能清白。这段时间过的特别痛苦，一边还要跑法院、检察院打官司，这边还要干好工作。
澎湃新闻：你请了律师为自己辩护吗？
胥超：请了。现在官司真打不起，我跑了两趟西安，到省上去找材料，这几个月下来都花了小1万了，一个季度的工资都没有了。
为了这事，心乱了，精力不足。但没办法，工作还得干，我今天上午还在搞节前安全检查，我年轻嘛，多干点。
澎湃新闻：接下来准备上诉吗？
胥超：要上诉，上诉要是不成，我还要申诉，我要把这一套程序走完，这是对自己负责。那天我去拿判决书的时候，法官就问我“要不要上诉”，我说要上诉。法官劝我说，“这么小的案子，你还要上诉，别弄的最后把工作丢了”，当时我就喊了一句，“我比窦娥还冤”。
我确实害怕最后把工作弄丢了，2005年考上公务员，2011年我就副科级了，我自认自己干工作还是不错了，不想背着个罪名活一辈子。现在也想通了，自己还年轻，和我一起被判刑的同事不准备上诉，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年龄大了，怕丢工作。但我还年轻，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就是去工地上搬砖，我也有力气。
澎湃新闻：如果这一套程序走完了，还是没能改变判决结果，你怎么办？
胥超：最近心里一直挺矛盾的，害怕丢了工作，又想还自己一个清白。我目前了解的，已经被判刑的这些人里面（指质监系统官员），还没有一个人打算上诉，估计就我一个人准备上诉，压力很大啊！翻个案子的代价太高了，不是说我个人承担压力，整个家庭都要承担这份压力。
如果不能改变结果，那最后纪委肯定要上手，给处分是难免的，能不能保住公职都说不一定。真到了那一步再说吧，我必定还年轻，今年才32岁。哎，就是工作丢了，家里少了一份收入。
针对这个案子我还特别想说一句话，当时由公安机关牵头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时，不管是市上、还是县上，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意见都是统一的，就是想借助他们的力量，把食品市场整个肃清一遍。我们当时带着公安机关去检查，经常半夜过去查，但最后结果出乎我们意料，豆芽生产户被判刑了，我们这些出工出力的人渎职了。
